梁启超·《经世文新编》序

《经世文新编》序

　　清光绪二十四年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书》曰：“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温故而知新。”新旧者，固古今盛衰兴灭之大原哉。故衣服不新则垢，器械不新则窳，车服不新则敝，饮食不新则馁败伤生，血气不新则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运转也，人之吸呼也，皆取其新而弃其旧也。新相知之乐也，新婚姻之佳儿妇也，新沐浴之舒身体也。及夫追怀故旧，则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厌故者也。矧于抚有广土众民，而为天子，将以焜耀大业，平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凡受命为新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必有先与民变革焉。立权度量，考文章，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异器械，殊徽号，变牺牲，其大经也。岂圣人好为更张哉？以为不如是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开新治者丕显。《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作新名、作新乐，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被之以新政。且日新又新，言以求进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是之谓新国。《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夫圣贤之称古昔先民，过于今之所谓守旧之士也远矣。及其论治，则曰：新民新国，岂亦犹夫人之情欤？且夫不新之国，其君骄以偷，其臣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紊，其事废，其器恶，其气则厌缄老洫，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湫隘嚣尘，沮洳灌莽，卑污迫逼，黄槁惊沙。游瞩其方，则蹙额疾首，不可终日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求新之国，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莹，其气则华郁缤纷，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瑰玮丽飞，朱华高骧，平夷洞达，光焰炤烂。裴袌其乡，则心旷神怡，乐以忘返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则如此，不能新则如彼，太古之国，今无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为国，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强，甲于五洲，岂天之独眷顾一方民哉？昔尝考之，实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创设奖赏开新之制，于是新法新理，新器新制，新学新政，日出月盛，流沫于各邦，芬芳于大地。诸国效之，舍旧图新，朝更一制，不昕夕而全国之旧法尽变矣，不旬日而全球之旧法尽变矣。无器不变，亦无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为重生之日，盖重之也。中国号称文明之古国也，绵暧二千载，涉历廿四朝，政治学俗若出一轨。负床之孙已诵《大学》，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项背相望，熟视无睹，有若可删也（朱注：“新者革其旧念之污”，因荆公行新法而改为新念）。于是二千载哲辟英相，咸以变更成法为戒，无敢言新政者，惟因循积弊，行尸走肉而已。以二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人，乃至学无新理，工无新制，商无新术，农无新具。任彼开新之夺吾利权，割吾土地，抱吾生命，而守旧之徒且哓哓然曰：彼西法之尚新奇，中国不当效也。岂知吾之守旧，固为先圣之所深恶痛绝哉。《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昔尝窃取斯旨作《变法通议》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择焉，卒卒未暇，未之作也。吾友麦君曼宣过海上，出其《经世文新编》相示，启超已读竟，乃喟然叹曰：其庶几吾孔子新民之义哉。书分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二十一门中，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启超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暗吻于天下，而致为人役。又喜麦君之书，条理精密，足以开守旧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兴也。故言为国之新旧，关于兴灭，以序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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