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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冰室合集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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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之学凡数变。早岁从事举业。既问学南海，则治经史及宋明儒之书。任公自谓生平于训诂、词章外知有学问自兹始，顾于“伪经”“改制”之说实非所甚喜，稍久辄弃去。北游京师，始广读译本地理、历史、政治诸书，交夏穗卿、谭复生、吴季清、铁樵父子，则一时喜谈龚、魏之学，亦涉猎佛教经论。值甲午战败，割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奇辱剧痛所激，乃蹶起为政治运动。戊戌政变，去死一间。既亡命外国，三年之间奔走南洋、澳洲、夏威夷及港、沪诸地，为实行之革命家。迨由美返日本，思想乃一变。时汤明水好言理财，任公与明水同居须磨，过从最密，以故思想亦趋于同一之途径。归国以后，反帝制、讨复辟及主参加欧战，皆政绩之可纪者，而实于币制、财政致力特勤。欧战后游历各国，归乃一转而为讲学生活，遂以是终其身。 以论任公先生之时代，当同光间，社会组织与百年以前无大异，而学术界则为乾、嘉、道、咸以后最衰落之一期。考证之学已盛极而微，举世所心营目追者惟帖括之业，《四子书》《五经》《通鉴》《文选》之类熟读之，已足为通人。目耕斋三集、八股文，由束发就傅以至登巍科、掇高第，内入词林、外宰百里，皆以是为阶梯。盖师以是教，弟子以是习，不知帖括以外尚有所谓学也。以言当时之物质环境，则凡铁路、轮船、工厂之属，俱在草创，视诸今日且远不逮。报纸仅有一外商经营之《申报》，所载如官场新闻、闱墨课艺等，亦与今之所谓“报纸”异。读书燃油，灯光荧荧如豆，灯下作卷折楷字。日东出，月西落，昼夜四时之分，不能尽道其故。如是者为当时之士大夫。 际此鄙僿怐陋举世昏睡之日，任公独奋然以力学经世为己任。其涉览之广，衍于新故蜕变之交，殆欲吸收当时之新知识而集于一身，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瞆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而任公则自谓其在思想界破坏力不少，而建设则未闻。凡自加评判之语，见于《集》中者，以吾所知，同侪及先辈自知之明、自责之严，鲜有过之者。此则任公之至不可及者已。 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观已。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此书未成，残稿尚在），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其《历史研究法》则其治史之方法论，而《政治思想史》《美文及其历史》《近三百年学术史》《佛教史》诸篇，皆为《文化史》之初稿。如戴东原之《原象》《原善》《学礼篇》（《东原文集》中《记冕服》《记爵弁》等十三篇，即《学礼篇》未成之稿）、《水地记》诸篇，皆《七经小记》之初稿也。戴氏之于《七经小记》，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任公先生之于《文化史》，亦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史。任公先生之于史，犹之秦味经之于《礼》，旁综九流，无所不赅。惜乎时丁丧乱，而天又夺其寿，虽为文数百万言，而蕴蓄未宣者当或倍之。迩者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方始，任公不及参与讨论焉，即此已不可谓非学术界之一损失耳。 任公之为人，款挚而坦易，胸中豁然，无所盖覆。与人言，倾囷竭廪，恳恳焉，惟虑其不尽。世每称其文字之闳豁通彻，感人特深，实其性情使然也。其哀时忧国之念，则至老不稍衰。当民国四年，日本提出“廿一条”要求；十四年，沪案交涉。诸役文电之留于今者，读之尚凛凛然有生气。今者国难当前，其艰巨十百倍于曩日，而士气苶然，即以文字论，亦无复义愤内发、勇迈直前之概。于以知任公之不可及。斯人也，国之元气，实钟厥躬，今遂不可复见矣。任公既卒，知友在北平者属余为编辑遗稿，并订定已印诸集。知弗堪任，而卒不克辞，是殆后死之责矣。任公病中自谓：“吾年得至六十，当删定生平所为文，使稍稍当意，即以自寿。”盖不知其遂不起也。今年任公而在，盖六十岁，而乃使余诠次斯集，每欲有所商榷是正，独不能起任公于九原而问之。呜呼！其可伤也已。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后死友林志钧。 【注】 林志钧 (1878—1961) ，字宰平，号北云，福建闽县人。清末癸卯科举人，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清华研究院导师，建国后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与梁启超先生交厚，编辑其《饮冰室合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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