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李大钊

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烈武、励斋

　　季龙、孟余先生均鉴

　　兹随吴渊同志赴汉之便，特将所有重要材料汇上报告，阅后即刻送交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参考。此间经费困难[2]，阳历年关即由弟及石曾借贷勉强过去，迄今月余，屡电中央而并一字之答复亦不可得，真令人不解。现在旧债已负约未还，而阴历年关又复迫人，为吾党所补助之机关将交迫而来索款，究不知从何应付？此外，《心声晚报》将谋重刊，前《国民新报》已由达尔逊与美国人Fox商妥在京编辑、在津刊行，亦因经费茫然不可靠致生迟滞而不能进行。中央以为北方工作均当停止，即望代请中央明白告知，长此消极对北京分会不合作，不是一个好办法。又，中央向来不与我们以任何政治消息，亦足令人起奇异之感！例如，此次移都南昌问题，何能［等］重大，听在武昌和南昌的中执同志争持甚烈，而京分会同人并消息亦不得知，以此可知中央如何看待我们了。夫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以今日论，广州为革命根据，武汉为全国中心，不留于广州，必迁于武汉，百思而不可得可以迁移南昌之理由？如为集中起见，如果不为一时军事上的必需，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今忽轻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团对我内部频生怀疑，以为我之内部中有危机，不然何以遽弃武汉耶？至于敌党报纸如《晨报》则讽嘲迭出，画一旅行的箱子，上书党政府，贴上些广东旅馆、汉口旅馆、九江旅馆的条子。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真是我们自取之侮了！自移都南昌的消息传入北京，吾党同志骇然莫释。尚望公等力持大计，毅然决计设都武汉[3]，以定人心，而安国本，则党国之幸也！敌军内部较受吾党之影响，至如详细情形，此时应守严重秘密，故暂不报告，只好事后再请中央追认罢了。胡政之君不久当赴汉口，他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对于吾党表示相当的好意，望兄等与为比较的亲切之接洽。康心之同志为人明快干练，将来高培五旅如须派政治委员时，望兄等荐之于邓演达同志。又，吴渊同志亦至老成稳妥，亦望予以相当工作。又，北京市党部选举均已商洽就绪，似无偏倚不平之处，故可望无纠纷发生。南中军政消息有须我等知道的，幸兄等时电好音，吾侪企领以盼，所不能得于中央者，只有望于兄等矣！童冠贤同志来京助益我等之处实多，数月以来，所还至感〈后〉于中央者，惟此而已！匆匆不尽。望于武汉择一最妥当的通信处，便中示知。

　　弟　李大钊

　　一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18册

　　[1]题解　此函见《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题目为编者所加，时间应为1927年1月24日。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王法勤（1876—1941），字励斋；徐谦（1871—1940），字季龙；顾孟余（1888—1972），原名兆熊。此四人时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徐、顾并为中执委常务委员，徐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他们与李大钊都曾有过合作共事的关系，在当时政争中起着重要作用。

　　[2]此间经费困难　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的经费，向由广州国民党中央汇寄，迁都武汉后由武汉汇寄。中因政争关系，数月停寄，只好靠借债维持，薪金、水电费均积欠。李大钊此信发出后，由广州寄款两千元，武汉寄款三千元。

　　[3]毅然决计设都武汉　1926年10月10日武汉攻克后，蒋介石首先提出将国民党中央迁鄂的建议，主张“新国都将设于武昌”。鲍罗廷先是反对，后予支持。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正式决定迁都武汉。12月5日第一批重要人员出发，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随即停止办公。12月13日，鲍罗廷与徐谦、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王法勤等举行谈话会，提议并随即决定：在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执委组成临时联席会议，以执行最高职权，徐谦被推定为主席。但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第一批赴鄂要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等12月31日抵南昌，蒋介石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反对迁都武汉。随即发生激烈的迁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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