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改进与做好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李大钊

切实改进与做好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

　　——致刘伯坚[2]（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冯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却另给以新的生命。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未来北伐的前途计，国民政府必须维持国民军能在西北存在和发展。因为他的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未来北伐，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而且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

　　（二）不过我们重视西北（军）工作，不是把西北军同全国隔离的来看。要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未来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要知道西北军现在处的是什么环境，他只能有些什么可能的发展；要知道国民军的内容，他所包含的成分，他一般的政治程度。我们必须十分的了解这些客观现象才能工作。

　　伯坚同志在工作上自然是十分努力，就是太主观了一点，没有虚心的去求懂得以上所说的现象，而只是简单的执着莫斯科理论应用，所以，在伯坚同志信中发现如“西北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错误。我们在西北军中工作，以下几点皆（须）明白的：

　　1.西北军经了很大的残败之后，他现时需要的是补充、训练和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阎结成很好的联盟，才能站住西北，为将来发展的基础。他在现时没有就积极对奉作战的可能，不能有马上回复去年状况的野心。

　　2.西北军现时所占的地盘，是最贫瘠苦穷之地，经济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政治上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对回民），须对付得好，文化上亦非常落后。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是不能乱发野心有过于高远的行动。比如对妇女问题，只是在提倡天足，妇女教育时代，万万说不到就宣传什么社交公开，两性自由。

　　3.西北军只是冯玉祥进步了，他的部下很多还在［是］非常落后，若果我们不注意使冯的部下能够赶得上冯的左倾，仅仅冯一个人左倾是很危险的。总要注意使冯与他的部下之进步不致相隔得太远（若果相隔得太远，不是部下对冯不信仰，便是冯部下痛恶我们作工同志，认为我们蛊惑冯如此做）。

　　（三）莫斯科所定冯军工作的三个原则，是非常之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粤工作两年所得的宝贵经验之应用。尤其是指出“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不要限制冯之职权”更为有见地。

　　军中党代表制度，本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要有这样组织严密具有无上权威的党，才可以说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国家行政对于党的决议，也尚不能奉若命令的执行。党并不能真正指挥政府，指挥军队。国民政府境内的国民党部，大多数均尚只能做到代表民众利益与政府合作（的）地步，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四）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现时工作人既少，可以不必各师、旅、团均有固定的政治工作人，而只是把这批政治宣传人组成宣传队，轮流至各师、旅、团讲演。

　　（五）在西北军中，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须公开的部分外，其余均尽可能的秘密，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对于工作同志当十分严重的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不良分子不惮开除，勿使败坏本党名义。当地党的组织与军中组织可以分开（此处是指两部分的群众可以不相接头，而指导机关自然要有亲密关系）。

　　总之，我们现在西北军工作方才开始，老冯又是抱有满腔的热望从事改革他的军队，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改变其左倾观念，这是要十分小心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

　　1926年11月

　　[1]题解　此篇原题为《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时间为1926年11月9日。信中有在伯坚信中发现如“西北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错误之语，这个“西北工作方针”，应是指《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也就是说，此信是发于中央指示方针之后。

　　[2]刘伯坚　时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石敬亭）。参见《守同志来信》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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