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常政治报告|李大钊

守常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此次西北国民军[1]之退却，并不是原于战败，乃是原于西北军内部有张之江作奸细[2]。在国民军未退南口之前，京畿一带有三万以上的军队，相约于十二日一致动作，解决吴佩孚，并截断奉、鲁军后路，乃张之江故意弄错[3]，致国军未能届时出来，功败垂成，反在张家口假装疯魔，痛哭流涕的说人家骗钱失信，至十四日他便大举撤兵了。我们看日本东京、大版［阪］各大报所载，十日北京发的电通社电说，张家口方面主和派（非战派）[4]的秘使赴奉，又张的秘书长某致某君函云，以后如有关于与广州接洽之事件，可径函鹿，关于与奉天接洽之事件，可径函张之江，便可知道这次撤兵的黑幕[5]了。张之江于自觉的或非自觉的反革命外，还是一个最无能力的东西，所以撤兵之顷，弄得一塌糊涂，冲车失火，毁损甚巨。昨家兄[6]接到包头方面电音说，这次国军退却，实为一大失败，丧失精锐兵士及器械无算，这不是因为战争失利，而是因为主帅之无谋。退至包头后，张之江命一部分入新疆，一部分入甘肃，一部分入陕西。包头情形不佳，惟一的希望在冯即日回包，还可重整旗鼓，否则万事将败于张之江之手矣。

　　此间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7]，请即出兵陕西[8]，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不知此电能达否？近据某陕籍将领接到家信，似方振武、徐永昌军已过榆林[9]，井岳秀[10]被迫南下。计程国军此时已可抵西安，奉派报亦载有太原专电，谓国军已入陇南，占领天水等处。

　　于须[11]在西伯利亚遇李鸣钟、刘骥[12]等，觉彼等思想大变，颇有革命的倾向。嗣又在莫与奉［冯］谈，觉冯思想更进步，从前于、冯不甚相得，此次则融和无间矣。冯在莫归志不决，徐季龙[13]乃电于往劝冯即归国革命，于抵莫与冯谈，冯即毅然归。于于十日行，冯于十七日离莫，闻于十九日尚在上乌金斯克与史、任等相值[14]，似此他们在听到国军退却讯后，必等候冯一同回库伦。闻冯已与于商定，由于带二、三军残部并一部分国一军经陇南入陕。冯在乌拉山车中致家兄侍称同志，谓此次归来，系要革命，措辞极其恳切，系亲笔写的。似此则国军退却之损失，虽不在小，而经此一番折磨，一番淘汰，卷土重来时，必又多一层革命色彩矣。

　　武汉下后，对孙对奉[15]似不宜同时宣战。近据四日顾孟余[16]由广东来电，似革军对江西已下动员令，则对奉的折冲已不可缓。对奉的交涉，向由石曾[17]、寅村[18]去办，他们所接头的有三部分人：一系代表张学良的胡若愚等；一系代表张作霖[19]的梁、叶、郑等；一系代表杨宇霆[20]的郑谦等，综合这些日期接洽的结果，可以说是没有结果。他们先说老张已派人赴粤了，可是去了没有，去的是谁，均不可知。后又说要派一个姓梁的去，但至今尚未成行。最近梁、叶又表示奉方希望粤方先派代表或打电与奉接洽（此事自然要等一等再说，特别是武汉下后的现在）。小张最热心与粤接洽，杨宇霆则主战，对孙对粤一个一个的打，至于张宗昌[21]则力主援吴，名为援吴，实则要夺取保大及河南地盘。现在英、法两使均在奉，嗣又闻法使已往大连开会议，大要不外排俄与援吴二事。张、褚赴奉亦系与奉张商援鄂取豫事。安福方面[22]消息，奉张已决出款百万，张宗昌已派定褚玉璞[23]为援鄂总司令，王栋为总指挥，王已赴保，褚由奉归即起程。又闻张宗昌秘印小册多本，系宣布孙传芳罪状及其谋鲁阴谋等。柏烈武[24]曾托人与张宗昌谈询对粤态度，张答，我们与粤这些年宗旨不合，但究竟如何，须在奉决定，谈罢即匆匆赴奉去了。

　　日昨石曾、烈武、寅村等与家兄讨论，结果大家仍主张对奉继续接洽，可以与之相约，分东南地盘，军事解决后再商政治。

　　预测中国政局，将有南北分裂之势，家兄谓此为于革命进行上最理想的局面——一边是国民革命政府，一边是张作霖政府，任列强择其一，以与之交涉；任人民择其一，以与之合作，是白是赤，是暗是明，皎然并列，何等分明！

　　看钟兄[25]致粤特委函，主政府仍留粤，不必迁武汉，弟以为此在武汉局面未固以前，自然应尔，但武汉局势稍固，把政府迁到武汉来，不但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三个利益：一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一以空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的位置；一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此策所关甚巨，幸钟兄详加讨论决定之。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注释】

　　[1]西北国民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0月19日退出战场，班师回京。22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首领、总统曹锟。25日，冯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参与各部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被推举为总司令。当时计有冯兼军长的国民一军，胡景翼为军长的国民二军和孙岳为军长的国民三军。其后，又有魏益三为军长的国民四军和方振武为军长的国民五军。魏部因不久投直，四军即不复存在。1924年11月24日，冯以去“民治之障”为由，通电下野，并拒绝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再三挽留，12月10日，径自宣布“国民军名义即日取消”，自己解除总司令职权。1925年1月4日，段祺瑞又任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冯屡辞不获准。3月间，冯于张家口设西北边防督署，国民军由此成为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但实际上国民军的名称仍常被沿用。

　　[2]张之江作奸细　张之江（1882—1966），字紫岷，直隶盐山（今河北黄骅）人。辛亥革命时，曾随冯玉祥参加滦州起义。其后，在冯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1924年，兼任察哈尔都统。1926年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随后赴苏考察，西北边防督办与国民军总司令职由张接任，指挥了南口战役。南口战役的失败，主要由于实力上的悬殊与战略上有失误。张“作奸细”之说，迄无材料和事实可证。五原誓师后，任国民军第1军军长、全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长。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全国禁烟（毒）委员会委员长。1950年，毛泽东主席以亲笔信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二、三两届）。

　　[3]张之江故意弄错　在南口战事紧急时，直军田维勤部曾有人与张之江接洽，提出由国民军首先向外冲出、然后予以响应、进行内外夹击的建议；张则提出应由对方先行动，然后国民军再予响应，致事未果。

　　[4]主和派（非战派）　系指张之江。在直、奉、晋联合进攻的压力下，冯玉祥首先实行联直反奉的策略。1925年12月，他派段其澍为代表携亲笔信向吴佩孚求“精诚合作”，被吴拒绝后，又转而联奉反直。冯出国后，张之江继亦曾派王鸿烈、张树声为代表赴奉求和，张作霖先是拒绝，斥为“缓兵之计”，继也派马炳南、郭瀛洲为代表前来接洽，虚与委蛇。和奉失败后，张又进行联直。张之所以这样做，可视为一种策略，他始终坚持保留军队并随时准备作战。

　　[5]撤兵的黑幕　在奉、直、晋的联合进攻下，国民军有三次撤军：第一次是1926年3月22日，为缩短战线而放弃天津，退守京畿；第二次是4月15日，为避免被包围而放弃京畿，退守南口；第三次是8月15日，为避免被围歼而放弃南口、张家口，全军向平地泉、包头方向大撤退。文中所云“撤兵”，即是指第三次。关于这次“撤兵”，冯玉祥在8月23日得消息后有下列日记：“按敌军之枪炮、粮秣、兵力，均厚于我，惟其结合颇不坚固。故吾未出国时，早有令全军退至丰镇以西之训令，以诱致其自相火并，惜未实行。敌人见我之不退也，遂切实联合，协以谋我，既以重兵攻我南口，复以大军压我多伦，又以晋军牵我后路，楚歌四面，环顾皆敌。我军以伤亡日多，子弹日缺，遂不能不退而西行。待我军战败而退，远不如乘胜西行之足以保全兵力耳。”国民军以20万人的兵力，布置在约1000里长的战线上，抵挡具有优势装备和优越后方条件的敌方联军50万人的进攻，最后败退是不可免的。败退后，部队减至5万余人。五原誓师后，张向冯“请求处分”，冯没有给他处分。

　　[6]家兄　指当时国民党方面领导人。

　　[7]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　“国校政委”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的成员。关于“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的情况，1926年8月27日冯玉祥日记中有记载：“晚七点归来，接李石曾等由飞机传来之电报，深以退南口为非是，并言宜分兵陕、甘，出潼、洛，下襄、汉。余思此事谈何容易？我军之枪械兵力及地方补充，均远不若张、吴，坚守南口，徒蒙无谓之损失耳，有何益耶？”从这份电报看，双方认识有异。

　　[8]请即出兵陕西　1926年3月，原在河南被直军击溃的国民二军余部，在师长李虎臣的率领下抵西安，与已在陕西的国民三军的杨虎城师会合，兵力不足1万人。属于直系的镇嵩军约8万人在刘镇华的率领下，将西安包围，形势异常危急，故援陕成为当时国民军的又一紧迫问题。李大钊在报告中请求援陕并提出关于进军路线的具体意见，即“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也就是经陕北向南进军。冯的部署是：只由于右任、史可轩率少数部队由榆林南下，而其主力部队则由宁夏的固原，经甘肃的平凉入陕，然后直趋咸阳，与已经先行入陕的孙良诚部会合，以共解西安之围。这条路线的特点是：路途虽较远，但利用甘肃为后方，供给有保障，战略上更有利。经激战，镇嵩军败，11月27日被困近8个月之久的西安解围。

　　[9]方振武、徐永昌军已过榆林　此消息不确。（一）李大钊写出报告时冯玉祥尚未回到部队，国民军大败之后立足尚未稳，不可能在当时即出兵援陕。冯于9月16日回到五原，17日举行誓师典礼，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经稍作整顿，于9月底10月初才陆续派兵入陕。（二）方振武时任国民五军军长、援陕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总指挥为孙良诚兼第三路军司令（共有7路军）。在国民军中当时只方部最完整（有3个师），力量最强。它于10月29日由宁夏固原出发，经平凉入陕，因而并未经榆林南下。经榆林南下的仅为于右任、史可轩部。（三）徐永昌时为国民三军的师长，代军长，担负后路掩护任务，仍住绥远。徐不久即脱离国民军，投靠阎锡山。

　　[10]井岳秀　井岳秀（1879—1936），字崧生，陕西蒲城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在西安发动起义。1916年，任团长兼陕西第三警备司令。1917年任陕北镇守使，驻榆林。1924年冯玉祥建国民军后，将所部改为陕北国民军，任总司令。1926年10月16日，冯派人到榆林与井联系。12月12日，任井为国民一军第八路司令。

　　[11]于须　指于右任（1879—1964），以蓄长髯而得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8年8月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8月任上海大学校长，邀李大钊商校务改革。接受李的推荐，任命邓中夏为总务长，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国民党“一大”，与李同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年底随孙中山入京，又与李同被任为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委员。1926年夏，因国民军形势日益严峻，受李大钊之托赴苏促冯归国，并带给冯亲笔信。冯日记记载：7月9日，“又接于右任电，均劝余归国也。”7月20日，“告赵君往接于右任先生”。7月28日，记与冯第一次见面。8月29日记：“于右任先生来，言援陕事，当与国民革命军一致，但宜缓不宜急，须斟酌情形规定。此言深为有见。”8月17日，冯离苏回国。于提前于10日先行。16日与冯一起到达五原。9月30日，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冯玉祥授旗。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

　　[12]李鸣钟、刘骥　李鸣钟，国民一军旅长，时任国民军西路总指挥。刘骥，国民一军参谋长。据冯玉祥日记：5月19日，张之江、李鸣钟“为决定改变战略”在国内给他来电。6月15日，冯在莫斯科“同李鸣钟、刘骥谈”。7月26日，又接张之江、刘骥来电，“报告国内情形”，这说明李、刘于7月26日前经西伯利亚回到张家口。冯日记又记：7月20日，派人“往接于右任先生”，28日，冯与于第一次在莫斯科见面。因此，李、刘与于相遇，应在西伯利亚途中。

　　[13]徐季龙　（1871—1940），名谦，安徽歙县人。1904年中进士。1912年3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1917年7月，随孙中山南下广州进行护法斗争，为大元帅府秘书长。1920年奉孙中山之命晤冯玉祥，从此成为孙、冯之间的联络人。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应邀到京参与国是会议，积极领导支持北方的民众运动，多次担任群众大会的主席。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3月20日，冯玉祥离平地泉赴苏，徐随后到库伦时与冯相遇。北伐时期，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司法部长，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时为最高权力机构）主席，进行反蒋斗争。后声明退出政治活动。1940年9月于香港病逝。文中云“徐季龙乃电于往劝冯即归国革命”，冯玉祥日记：7月9日记：“徐季龙来。又接于右任电，均劝余归国也。”

　　[14]与史、任等相值　史，指史可轩，原任国民军旅长，五原誓师后，任总司令部警卫师长。1927年2月，任西安国民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邓小平时任校政治部主任）。任，指任佑民，后任国民军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史、任都是到上乌金斯克迎接冯玉祥归国的。由于于右任先于冯玉祥动身回国，故史、任与于在上乌金斯克相见时，冯玉祥尚未到达。

　　[15]对孙对奉　孙，指孙传芳，时任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属于直系，但因非出身于曹锟三镇，故不是嫡系。奉，指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军阀，以张是奉天省（今辽宁省）人而得名。国民革命军北伐首先入湘对直系吴佩孚开战，对孙暂取守势。9月5日、7日汉阳、汉口相继攻克。武昌亦指日可破，军事重点势必重新部署。故李大钊9月8日即提出“武汉下后”对孙对奉“不宜同时宣战”的战略意见，以求各个击破。

　　[16]顾孟余　（1888—1972），名兆熊，直隶宛平（今北京市）人。1922年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经济系主任、校图书委员会主任（李大钊为委员）。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后到广州、武汉。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曾参加国民党改组活动。顾言北伐军已“对江西下动员令”，是告诉李大钊以最新情报。据《蒋介石年谱》：8月30日，蒋电令朱培德：“商定攻赣计划”，并决定“赴赣督战”。文中云顾4日来电的消息，即是指此。

　　[17]石曾　即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直隶（今河北）高阳人。1902年赴法，1905年毕业于蒙达顿莪农校，继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攻读。1906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同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与蔡元培组织华法教育会，后又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任副会长。1920年，先后在北京和里昂创设中法大学，任理事长兼代校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监察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

　　[18]寅村　即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后游历日本。1922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1924年春，任广东大学教授，后赴北京从事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与李大钊合作共事。曾两次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

　　[19]张作霖　（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土匪出身，1902年被清政府收编。辛亥革命后投靠袁世凯，任师长，旋又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后，任东三省巡阅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败退关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利用段祺瑞的支持与冯玉祥的倒戈，打败直系吴佩孚，把持北京中央政权。1926年自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派军警搜查俄使馆区，逮捕并继而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1928年6月被北伐军战败，乘火车逃回沈阳，途经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孙中山曾采取联奉、联皖（段祺瑞）、反直的策略，双方信使与高层人士往返甚多。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张胜利后，并随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展，此种联盟已不存在。故李大钊策划的“折冲”工作亦难以进展。

　　[20]杨宇霆　（1886—1929），字邻葛（又作麟阁），奉天（今辽宁）法库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士官派”首领。曾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三、第四军团长，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等职。素骄横，主张对南方用兵。1929年被张学良处死。

　　[21]张宗昌　（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曾为土匪，幼无赖。1921年投靠张作霖。1925年12月组直鲁联军，自任总司令，与国民军作战。次年占领北京，杀害著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1928年部队被北伐军消灭。1932年在济南车站被韩复榘派人刺死。关于张宗昌“力主援吴”，李大钊9月8日的情报与判断是正确的。据考，张作霖于9月6日召集张宗昌等开军事会议，讨论援吴佩孚以抵抗北伐军的问题。9月16日，派张景惠为代表赴长辛店晤直军副总司令齐燮元，磋商接收保（定）大（名）问题。9月17日，张又到郑州与吴佩孚磋商。吴为保住地盘，拒绝援助。9月25日，张宗昌、褚玉璞以援鄂为名，不待吴的同意，就出动6路军进逼保大，齐燮元移兵拒之。9月30日，吴佩孚派张国溶、符定一为代表到济南请求张宗昌暂缓接收保大与南下河南。

　　[22]安福方面　安福，是安福俱乐部或安福系的简称。1917年反张勋复辟之后，皖系首领段祺瑞又重掌中央政权，为了排斥原总统黎元洪复职和恢复原国会，1918年段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所谓俱乐部，以收买政客，伪造选举，进行政治阴谋策划。这一政客集团，被称为“安福系”，其所把持的新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1920年的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徐树铮等被通缉，安福俱乐部亦被解散，但这部分政治势力仍在活动。文中“安福方面”即是这方面人物的代称。

　　[23]褚玉璞　（1887—1931），字蕴山，山东梁山人，土匪出身。1921年随张宗昌投张作霖，时任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后被国民革命军击溃，逃大连。1931年被旧部活埋。

　　[24]柏烈武　（1876—1947），名文蔚，安徽寿州人。1905年，与陈独秀组织岳王会，旋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与陈其美一起收复南京，继任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1912年任安徽省督军兼民政长。1913年7月，宣布安徽独立，进行讨袁。1924年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受命督办北方党务，与国民军多所联络，对国共合作持积极态度。李大钊与之共事，即在此时。1927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

　　[25]钟兄　中共中央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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