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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区委委员们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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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 范[2]同志：国民军退出时，所有俄国领导同志都因之而十分不安。甚至有人说起，因受到反动派的压力，可能被召回国。但我们（北方区委）看的非常清楚。反动派的进攻只是暂时的，并就此事写了相应的计划。 这个计划说的主要是从广州出师北伐，矛头所向首先是吴佩孚。他力量薄弱，同孙传芳没有联系，但暗中勾结张作霖，企图消灭革命力量及其支持的国民军。 应该说，伊万诺夫斯基[3]同志也写了一个计划，得出了与我们相同的结论。还应当指出，4月12日写的计划中已经预见到国民军退出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这个计划会使你们对近期的形势有大致的了解。 李同志：国民军退出后我们遇到一些十分耐人寻味的事。革命阵线呈弧形展开，涵盖的是：革命力量和倾向革命的势力占领的地区：内蒙古（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山西（北部）、陕西、甘肃、宁夏、四川、两广。 四川局势是：该省前督军和吴佩孚的亲信杨森将军给我们写了信，声称愿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派出彭[4]同志以为回应，后谈定：国民党将获得在杨森部辖区开展政治工作的一切条件，国民军和革命团体享有充分的自由，国民党领导组建军校。相应地，国民党给予杨森以全面的政治上的支持，并且一度像国民党和通过国民党支持国民军那样，保持对杨森部的援助。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大本营：卡尔干（张家口）、四川（长江）和广州。 迄今为止，国民军已经在江［陕］西和山西省北部彻底打垮敌兵：攻克了大同，据最新情报，又拿下了雁门。在政治方面，目前国民军具有更强的革命性，并要求我们派遣革命的政工干部，但因联系中断，我们还派不了。 国民二军残部现据有山西省并与吴佩孚作战，后者退至潼关。我们在陕西省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四川省办了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国民党的报纸和一座三民学校。当地军阀（不是国民二军的人）迫切表示愿意归并国民二军。这说明国民党的工作开展得力。 四川杨森占有该省大部地盘，兵丁多达70,000人。其宿敌陈炯明则同广州国民党有联系。这样一来，两位宿敌就通过国民党和解了。如此看来，内战似乎不是把中国以南北划分，而是以东西划分了。云南和新疆还在弧形分布图之外。 我们已经直接掌握了整个晋北，直到太原府。然而即使在阎锡山将军坐镇的晋南，我们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太原府有我们的100名党员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山西全省我们有200名党员和200名青年团员（1925年11月山西党组织只有70名党团员）。这就向我们表明，尽管有反动军事力量存在，革命力量依然在发展中。 国民二军残部占领着山西，但是军纪涣散，士兵放任，行为不检，无异于敌军。所以破产的农民就加入了红枪会和白枪会，首先打吴佩孚，其次就是国民二军士兵的胡作非为。国民二军现有20,000[5]兵丁。其人员编制超过武器数量的3—4倍。国民二军的将领是：杨虎城，李胡陈［虎臣］，邓宝珊。尽管农民也仇恨国民二军，但更恨吴佩孚。我们务必设法改组国民二军。在党的关系方面，陕西省一分为二——陕北归北方区委管，陕南归河南区委。陕北有100名党员。据一个外国记者说，过去人们都以为杨虎城是布尔什维克。同一个记者又云，此一说法现在已经证实，因为国民党学生党员完全可以发表激烈的言论，举行旨在反对吴佩孚、张作霖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我们现在可以在四川公开活动，所以工作要更加积极。 现在讲一讲农民运动。国民二军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受到农民的反对。农民之所以有上述组织就是为了自卫，防备国民二军胡作非为的士兵。所以农民正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越来越紧密地组织起来并走上革命的道路。现在他们的矛头所向是吴佩孚，因为国民二军的领导，正在采取措施防止士兵的胡作非为，所以农民对国民二军的信任正在恢复之中并与之建立联系。 山东省的农民运动开展也很得力。有一个叫“黑枪会”的农民组织拥有大量武器和机枪，他们反张宗昌。张宗昌想使他们中立，但毫无结果，甚至适得其反，有一次“黑枪会”把张宗昌请来过节，竟缴了他和部下的枪。 反革命。 这方面首先应当介绍的是，国民军撤退时，我们和俄国同志一起决定寻找一个什么办法，让张作霖和吴佩孚反目。其中措施之一就是推翻在张、吴之间起缓冲作用的段祺瑞。众所周知，4月9日事件[6]并非十分成功，然而当时我们做的工作现在已经有了结果。眼下的问题是吴佩孚想自建一个政府，张作霖及其后台日本自然是全力反对，因此政府至今尚未建立。结果是国民一军的战略地位改善了，同时呈弦形接近上述弧形末端的反革命势力营垒开始出现分裂。这个弦形分布图的各派势力有：田维勤、靳云鹗、李景林和孙传芳，孙同广州政府关系密切，反对张宗昌。这两位将军秘密结盟，被吴佩孚揭穿并召至保定府。到保定府后，他将靳云鹗革职。这一革职并没有影响靳云鹗，所以秘密的结盟未曾分裂，继续起作用。 如前述，吴佩孚在设法组织颜内阁，他的口号是——护法。张反对，说吴佩孚应当先把国民军消灭，派田维勤和靳云鹗的军队打南口。然而事实上这两位将领无论如何是不会打国民军的。张作霖坚持这样做并想把自己的军队从前线撤回。他也应该这样做，因为鲁军对直系军队实行的是一箭双雕的策略，他们明显地表现了不仅想打国民军，而且要打直系。与此同时，鲁军又对直系表示有意“建立联系”的愿望。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把政治局势做如下的概括：反革命派针对革命力量的口号仅仅是在这些反革命势力中传播。这还得利于国民一军士兵的严格纪律，而所谓“反赤军”的士兵则胡作非为，抢掠百姓。国民军的立场现在更具革命性了。 反动分子提出的口号现在帮不了他们什么忙，比如日本人，现在根本就不在报纸上提什么“赤化危险”了。湖南省唐生智将军转入反攻，正在攻打长沙。由于国民党从中帮忙，四川那些不久前剑拔弩张的将军现在已经罢战言和，同国民党建立联系。孙传芳准备打山东省，在徐州府秣马厉兵。国内农民运动发展势头强劲，这是时局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如果按期打下山西省，或者靳云鹗和田维勤公开起事反对吴佩孚，或者由唐生智部夺回长沙，那么吴佩孚、张作霖的反革命势力就将被击溃。 如你们所见，我们对事态发展并不悲观，相信这个弧弦形会组成一把弓，届时我们就能向帝国主义射出一支利箭。 回答问题。[7]孙传芳不久前发表宣言，声称他占领的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和福建五省实行独立，并称任何中外人士均无权干涉上述各省的事务。日本报界对此十分不安，竟问及这个宣言是否意味着孙传芳不想维持外国人根据条约拥有的特权。接着，孙传芳把他发给广州政府的一份电报也发给了中华民国革命政府，总的说，他开始对我们表示友好。然而帝国主义却在设法影响他，不过，我们在自己的计划中已经讨论过同他建立联系的问题。 目前，吴佩孚凭现有的军力不能打南口。如果说要从多伦诺尔和大同打南口，那么必须看到，这也做不到，因为一旦打赢了，就意味着吴佩孚势力大为加强，在政治方面就会迫使张作霖同吴佩孚和解，并从政治上受制于吴。所以日本人想让国民军同张作霖罢兵言和。张因山东事务正把军队从南口确切说是从沙河（南口东30里）调开。然而即使预料到敌兵会胜利，那么国民军也可以后退至山西或者甘肃、新疆。吴佩孚、张作霖之间的冲突一直呈现激烈状态。张作霖和日本反对颜惠庆组阁，因为颜是亲英派，由他组阁首先意味着吴佩孚得到财政支持。张作霖本人实行的是相当狡猾的策略。他宣布对满洲实行门罗主义。在军事策略上，张一向是把他疑为不忠的将领调至最前线，打天津和北京时就是这样。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军队在前线，而张作霖的嫡系部队则在山海关和唐山。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222，第56—59页 （俄文原件） 李玉贞译 [1]据与此件有关的一个报告《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222，第61—65页）看，这是李大钊和范鸿劼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处工作人员所做的报告。后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工作”的文件就注明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关于1926年前3个月的报告”写成的。这个报告于1926年7月1日送到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下设的中国委员会成员伏罗希洛夫、温什利赫特、特利里谢尔和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等人手中。 原件上方标有“28 VI．1926”字样。可能是共产国际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文件上标有“托洛茨基同志”字样。这不是报告人所写，可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其交给了托洛斯基。 [2]范同志即范鸿劼。 [3]伊万诺夫斯基是A．C．布勃诺夫（1884—1938）的化名。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4—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杀，后恢复名誉。1926年初率领使团到中国，曾经到广州，“三·二〇事件”后不久离开广州。在李大钊写此报告时，他正在北京逗留。 [4]彭即彭泽湘。 [5]档案中此数字辨认不十分清楚，只供研究参考。 [6]4月9日事件指是日发生的北京政变，段祺瑞的左右响应奉军消灭京内国民军的阴谋败露，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段祺瑞及其安福系诸要人逃入东交民巷，执政府受到鹿的改编，鹿并以警卫总司令的名义宣布段氏罪状，并恢复曹锟自由。 [7]回答问题是指李大钊在回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处人员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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