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农民|李大钊

土地与农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一、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迄今，不断的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关于井田制度，虽尚有人抱是否曾经实行的怀疑[1]，然自周、秦以来，为谈政者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则确为事实；而原始经济的状态，有一个土地共有的阶段，亦确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井田制的根本要旨，乃在收天下土地为公有，而均分之于各家，使他们收益使用，是一种比较完满的土地国有，平均的授与农民耕种使用的制度。中国古代，似亦经过此阶段，直至春秋战国时，土地私有制才渐次确定。

　　汉时，土地兼并的风潮盛，贫富日趋悬绝，故武帝时，有一种行限田制的建议，而迄未能实行。至王莽[2]时，依据《周礼》名天下的田地为王田，作为公有，而禁止买卖，规定一家占有额不得过一井九百亩，有余田者，分与九族乡党，犯法者处死刑。不久反动起，故当时的土地问题终于未能解决。

　　晋代的占地制度，乃在应人民的男女年龄，课以一定额的土地，使他们耕作。无主的土地，亦使人们工［耕］作，同时且限制王公官吏的占有额。此其目的，乃在增加税源，故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后魏孝文帝容纳李安世的建议，设均田法，要把天下的田地，均分给人民。均田法的大要，是把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二类。民达十五岁，男子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给露田二十亩，奴婢准于良。丁牛，给露田三十亩。露田，即种谷的田。民年及七十，或身死，则归还于官府。桑田，是种桑榆的田，身死不必归还于官，许为其家的世业。土地的还受，在每年正月调查人时举行。此等土地政策，皆因大乱以后，人民离散，土地荒芜，豪强跋扈，税制紊乱，乃谋所以安插游民，奖励稼穑，以荒闲的土地给与贫民，以图增加税源的方策，而非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

　　唐武德七年，立租庸调税法。依此法则，男子达十八岁，每人给田百亩，其中以八十亩为口分田，以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以迄老死，给口分田的一半，即四十亩；笃疾废疾者，给四十亩。女子在原则上不给土地，但寡妻妾，给三十亩，其为一户者，更增给二十亩，皆以其中的二十亩为永业田，余为口分田。奴婢与牛不给田。口分田同于露田，种谷。永业田同于桑田，植桑、榆、枣等树。田地的授受在每岁十月农闲的时候举行，是为班田法。班田法又谓集晋以来田制的大成，但其目的，并不在没收富者的田地以给贫民，而在整理租税，故许民迁徙，所分田均得买卖，而其给与亲王、郡王以下的永业田，乃至百顷、六十顷、五十顷之多，形成一种阶级制度。故农民仍多失产流亡者，豪强乘之，以行兼并。至安禄山乱，班田制遂废。此种土地阶级制的根萌，后来流衍而为庄田制，形成一种封建的大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兼并贫民土地，既夺其土地，复以重大负担，加于贫民。

　　宋代谋行限田制，以图稍加制止而终未著效果。金元崛起，挟侵入民族的威力，夺田甚多，致启民族的重大的恶感。明代庄田滥设，引起豪强兼并土地的事实。至武宗时，皇庄达三百余处，勋戚庄田，尚不在此数，一庄有达二万顷者。富农多献地于王公，藉庄田之名以避赋役，管庄官及庄头，假威以雪民。清代因之，除将一部还于故主外，悉以之分给于满、蒙、汉军各八旗兵，更用跑马行圈的方法，圈地甚多，是皆谓之旗地。雍正年间，又于京兆固安县行八旗井田制，将官有地均分给八旗贫民。此不过为一部分征服民族，立一种保障特权的土地制度，而非解决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太平运动兴，实含有农民革命的意义。观于首事诸人，多为烧山种田的农夫、农村中落第的士子，并其攻下南京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即宣布一种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3]，足以证明。此种土地政策，自然亦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归于消灭了。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

　　二、中国今日农民破产的趋势

　　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

　　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

　　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看第一、二、三表）。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虽［遂］显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据农商部第九、第十次农商统计，因有兵乱省份未报，不能得有完全的统计比较。但就京兆[4]、直隶、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5]十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由六年至九年间的统计比较以观，则知十亩未满及十亩以上、三十亩以下的户数，著见增加；三十亩以上、五十亩以下的户数，略见增加；而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则著见减少。由此现象，可以看出中农破产的趋势。盖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即其间有些破产而流为小农者，而小农户数的增加以此。由此趋势以推，则由小农完全丧失或弃去其土地，而或流于都市，投身于工厂，投身于人力车夫，或流为兵匪者，更不知凡几了。但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一方面是中农破产而为小农的验征，在另一方面，亦有豪强兼并土地集中的意义。因为百亩以上者，可以自含至千亩、万亩乃至百万亩，而此百亩以上的各级户数，在统计上并未分别等差为之表出，此其中必有连阡连陌新兴的大地主阶级，吸收多数中农而集中其土地者等户数不必加多，而土地之量可以增至甚巨，此不可不注意者（看第四、甲乙二表）。且此统计完全的十省区，尚为秩序未大破坏的省份，其趋势犹且如此，其他西南各省，兵战连年的地方，农民困苦流离，其度更不知倍益几许啊！我们再把九、十两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起来的农家户数及农田亩数统计表比较以观，可以看出十年的自耕农、佃农，以及自耕农兼佃农户数，并自耕田、租种田亩数，著见减少。此殆由于十年以来，内战区域已扩至北方各省，故北方农民亦骤受与南方农民同样的影响。由此更可证明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巳［已］（看第二、三表）。

　　附：统计表

　　一、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中国全国农家户数表：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甚［所］差极微。此统计表不包涵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

　　二、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家户数统计比较表：

　　因九、十年农商部统计只此六省区可以完全比较，故只就此六省区统计比较而概观其倾向。

　　三、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田亩数统计比较表：

　　园圃亩数不在此内，兼涵水旱两种田地。

　　四、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各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累年比较表：

　　（甲）

　　（乙）

　　三、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自耕农与佃农

　　在小农中，以自耕农为最多。据金陵大学《农业丛刊》第八号芜湖一百零二农家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按农场面积而分组如次表：

　　据上表则知此一百零二家中以十一亩以上者为最多的户数，几占户数的一半。又据某机关在河南荥阳等县的调查，八个农村中的农民，亦以小自耕农占多数（看第五表）。由芜湖百零二农家生活调查，可以看出农场大小与场主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有十亩或十亩以下之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仅居百分之七，而那些有三十一亩以上的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竟占百分之五十。就田产权方面说，田主的农场平均每家二十亩，半田主平均每家三十八亩，佃户的农场平均每家十五亩，此三者中以半田主一类的农民为最有利。盖因他们除自有的田地以外，尚租种他人的田地，故其农场面积较其他二类农人为大，而其工作进款的数目，在此三类农人中，居于最高，平均为每人一百五十六元，故其生活状况亦较自耕农、佃户为享乐。其原因则由于农场面积的大小，对于使用人工、畜工、农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种确定联带的关系。在面积较大的农场，其工具设备的效率皆较高。其率如下：

　　附：统计表

　　大农场男工的效率，等于小农场男工效率的二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中，每人仅能做五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中，则每人能做十亩。大农场畜工的效率，几等于小农场者的三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每畜仅做一〇·六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则每畜可做二八·八亩。其他农具设备之用于大农场者，其效率等于用于小农场者的二倍。准此则知此组农民之需要土地，需要较大的农场，为最迫切。因为农具设备效率增大的结果，可以增大场主的利益，可以稍舒此级农民的痛苦（看第六表）。

　　六、佃户、自耕农、自耕兼佃周年进款比较表：

　　四、耕地农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怎样能耕地农有致之实行呢？每一农夫或含有一定人口的农户应有多少耕地？倒是一个极需讨论的问题。据前清乾、嘉、道、同诸朝的官家册簿，中国本部的耕地，大体以由七百四十万顷至八百万顷计，而欧人中推定中国耕地地积者，有说是四十亿亩的，有说是二十四亿亩的。日本酒匀农学博士曾推定中国本部的耕地地积是一亿四千万町步。此等推算皆不能认为精确足信。夫全国总耕地地积及人口总数并其分布既不得正确的统计，则欲知农耕地对全国版图总面积的比例，与对一农民耕地亩数的比例，无从推算而得有确准。一九一一年日人所出的《支那调查报告书》，曾就长江沿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个比较明瞭之省分试为考核，其结果如次：江苏对农民一人的耕作亩数为三亩强，安徽为二亩余，江西及湖北为三亩欠，湖南亦为三亩强。长江流域地沃人众，此比率虽未见足为全中国的准则，然大体固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又以距今八、九十年前清廷钦定的户部则例所载，十八省的耕作地积，分配于按民国十一年邮政总局所调查十八省的农民（按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计），每人平均只得耕地二亩四分四厘有奇。若分省计算，则除甘肃每人仅得耕地八分，贵州每人仅得耕地三分，福建每人仅得耕地四分外，余则由一亩至四亩不等（看第七第八表）。至于多少亩足供若干人口的农户生活，则又因地质的良否而异。兹就一九二三年十月至一九二四年三月间华洋义赈会调查概算起来，较沃的田地每五口之家需十五亩至二十亩始能生活，较劣者则需三十亩乃至四十亩。这样算来，平均每一人口所必需的耕地应为四亩至五亩。若以上述长江沿岸五个较为明瞭省份的调查为标准，则耕地实觉不足，而对每一农民的耕地为量亦不为多。可是现今的中国农业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却有退步，实在有复振或改进的余地。如果水利稍加整理，则农民生活必较今宽裕数倍，而且沿边省份待垦的田地以及内地各省为豪强所兼并或为兵匪所蹂躏而荒芜废弃的土地尚多。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

　　五、农民的要求及我们怎样在农村工作

　　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重以兵祸连年，流离失所。入民国来，苛捐杂税，负担日重，各省田赋，有预征至数年后者。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凡有大地主地方的佃农，处境尤其苦痛而艰窘。有些地方的雇工工银极低，几乎决不能维持其生活，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试一考河南之农民生活调查，及华洋义赈会[6]在直隶、山东、安徽、江、浙等省之调查，均可看出农民常有移徙，生活变动日益转下，遇有婚嫁，即须负债之不安现象。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此等组织中，贫农几无容喙的余地。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

　　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例如直隶、热河等处的保卫团及民团运动，均甚普遍。虽是等地域，前曾在奉天军阀支配之下，民间枪械多为奉军所搜去，而是等事实愈足引起一般农民组织民团之兴趣与希望。奉系军阀崩溃以后，各处民团运动一时呈出极盛的现象。此外如哥老会[7]、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年来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著有成绩。陈、洪、杨、刘之败灭[8]，以及国民政府之巩固，得农民之助力不少。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有成效。直、鲁一带农民自卫运动亦方在萌发中。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附：统计表

　　署名：守常

　　《政治生活》第62—67期

　　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

　　【注释】

　　[1]关于井田制度，虽尚有人抱是否曾经实行的怀疑　此处系指胡适。1919年10月出版的《建设》杂志第1卷第3号刊载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民受无量的痛苦，“最重要的，就是井田制度崩坏”。并称：“井田是计口授田。土地公有，是古代相沿的一个共产制度。”1919年11月8日，胡适致书廖仲恺，认为，胡汉民文中“承认古代真有井田制度，这是很可疑的事”。胡适认为，在那“半开化”时代，“决不能有‘豆腐干块’一般的封建制度。”“不但‘豆腐干块’的封建制度是不可能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也是不可能的。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对于古代有无井田制问题，双方各持不同意见。

　　[2]王莽　（前45—23年），汉元帝皇后侄。5年，毒死汉平帝。8年，篡夺汉政权自称帝，改国号曰“新”。曾令将全国民间土地改称“王田”，称“公田口井”，“不得买卖”，并规定“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越两年，中郎区博进谏，认为“井田”之法，秦废掉它，是“知顺民之心”，“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诚未可施行”。王莽遂准许土地买卖，不再坚持推行“公田”制（见《汉书》《王莽传》）。

　　[3]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　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称《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咸丰三年）下半年颁布，1860年重刻刊行。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不分男女，按人口分配，并按产量将地分为九等，“好丑各半”，15岁以下未成年者减半。收成时，除留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其余如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均交国库，各家的婚娶、生育、吉喜等事，由两司马按一定算准从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病残者，由国家供养等。但上述制度，并未实行。

　　[4]京兆　1914年10月，袁世凯为加强对京畿的统治，设立京兆特别区，相当于省一级建制。1928年撤销，并入河北省。

　　[5]察哈尔　原为蒙古族部名。1914年，北京政府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设察哈尔省。1952年撤销，省区并入河北、山西两省。

　　[6]华洋义赈会　即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是外国教士在华传教与进行慈善活动的机构。1921年11月16日在上海成立，总部设北京。1922年6月，曾组织9所教会学校和61名大学生分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和安徽农村进行调查。

　　[7]哥老会　中国民间秘密会社，属天地会支派，亦称哥弟会。成员主要是下层民众，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清末在南方一些地区为革命党人所用，对推翻清政府起过一定作用。民国后日趋没落，并往往为反动势力所利用。

　　[8]陈、洪、杨、刘之败灭　陈，指陈炯明（1878—1933），曾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1925年10月，被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打垮，逃香港。洪，指洪兆麟，陈广州叛乱时洪任师长，受命首先发动攻击。后任陈部副总指挥。在第二次东征中被击败后，1925年12月7日由港乘外轮赴沪，被该轮中国船员韦德开枪击伤，9日死亡。杨，指杨希闵（1886—1967），滇军出身，1922年投顺孙中山，参加讨伐陈炯明，任滇军总司令。刘，指刘震寰，桂军出身。1922年被孙中山任为桂军总司令，参加讨伐陈炯明。1925年6月5日，杨、刘在广州以反共产为名发动叛乱。6月12日，被彻底击溃，盘踞广州4年的滇、桂军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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