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李大钊

史学概论

　　——在上海大学的演讲（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们研究史学，第一先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史？

　　在中国能找出许多关于史的材料来，什么《史记》咧、《汉书》咧、《三国志》、《资治通鉴》、廿四史……，在西洋也可以找出什么《罗马史》咧、《希腊史》咧……等等的书。这类的书，就是史吗？

　　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这不是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

　　吾人研究有生命的历史，有时须靠记录中的材料，但要知道这些陈编故纸以外，有有生命的历史。比如研究列宁，列宁是个活人，是有生命的。研究他，必须参考关于列宁的书籍，但不能说关于列宁的书籍，便是列宁。

　　明白了这点，那历史和历史材料的异点，便可以知其大概了。

　　我们再讲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英文的史字（History）是问而知道的意思；德文的史字（Geschichte）是事体的意思。发生事件而记录起来，这是史学的起源。

　　从前历史的内容，主要部分是政治、外交，而活动的事迹，完全拿贵族当中心。所以福理曼（Freeman）[2]说：过去的政治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政治。他把政治和历史认成一个，不会分离。

　　这样解释历史，未免失之狭隘。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他说历史就是政治，其余如经济、宗教、伦理、美术的种种生活，能说不算是人类的生活吗？可以把它们放在历史以外吗？

　　及后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

　　他把人类生活，作成一个整个的解释，这生活的整个便是文化。

　　生物学当然是研究生物的，植物学当然是研究植物的，人类历史也当然是研究人类的生活，生活的全体——文化的了。但文化是整个的，不可分离。譬如这座楼，可以分出楼顶、楼身和基础来，假使基础摇动，楼身、楼顶全得摇动。基础变更，楼身、楼顶也得跟着变更。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他说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

　　他不但发明文化是整个的，他并且把历史和社会的疆域分开。他说：人类的社会，按时间的，纵起来看是历史，按平面的，空间的，横起来看是社会。他又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范围不但包括过去，并且包有现在和将来。

　　至于什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希腊的历史学家后世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陀德（Herodotus）[3]已经告诉过我们：

　　一、应当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

　　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

　　据此，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故书篓中，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但同是一个事实，人人的解释各异。比如实在的孔子过去了，而历史的孔子，甲与乙的解释不同，乙与丙的解释又不同，昔人与今人的解释又不同。人人解释既然不同，他整理以后，找出来自以为真确的事实，当然又不同了。

　　须知历史是有新鲜的生命的，是活动的、进步的，不但不怕改作和重作，并且还要吾人去改作、重作。信手在我们中国历史里边找出几个例来看：

　　一、在中国历史神话期中，说我们的衣服器具有许多是半神的圣人，给我们在一个相距不远的时代，一齐造出来的。这样记录，我和在座诸君在十年或廿年前，或者都以为真实的。现在我们若拿新的历史眼光来看，知道那些记录完全是荒谬的。现在藉着科学的知识，发明一种新机器，也得费若干年月，在那蒙昧时代，怎能这样迅速！

　　据人类学家考察，人类的起源，是因人从前有四条腿，和别的动物一样。女性的人，怕他的孩子被他兽残杀，乃习用其前足抱子而奔。人是这样渐渐的进化，才成了用手用胸用两足走路的动物。人类渐渐的站起来用足走路以后，腹部因蔽体的毛稀薄，感畏风寒，乃渐取树叶遮盖，后来旁的地方怕受风寒，也会想法去遮盖了。这就是衣服的起源，由树叶到衣服的进步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月！

　　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渐进于游牧的生活，由游牧的生活而进于畜牧生活，而进于农业生活，手工业的生活，机器工业的生活，这里边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不会一时得到的。我们现在根据进化论去解释这些记录，比在数十年前的观念已大不同了。

　　二、中国古代的姓，如妫、姞、姬、姜等字，都从女旁，这些字何以都从女？前人的解释，多谓人因地而得姓。例如某某的母居姜水，故姓姜；某某的母居于妫水，故姓妫。但由我来解释，不是这样。我以为妫水、姜水的地方，是因人而得名的。因为有姓姜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姜水；有姓妫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妫水。姜、妫的姓都从女旁，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母权时期，所以子从母姓。我们再就社会的现状观察，姓张的村子叫张家村，姓李的庄子叫李家庄，都因所在的姓氏而得名，决不是因为住在张家村才姓张，住在李家庄才姓李的。那些妫水、姞水、姬水、姜水的名称，也因为古代的人好临水而居，那水也就各因其姓氏而得名了。

　　我们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

　　三、就近二十年来，河南所发现的古物[4]，更可以断定旧日史书的虚伪。中国经济学上的名词多从贝，如货字、买字、贾字等都从贝。按历史学家考察，最古的时期中，经过一种靠贝为生活的时期。中国旧史的记录的：中国在太昊、神农时，已有金属铸造货币。但现在按河南发现的龟版文字一为考察，那些上面所刻的字并无从金边的字，而只有从贝的字。果然当时已是用金器时代，何以不能发现一个金字？

　　中国古书固然伪的很多，然在较为可靠的《书经》的《商书》篇亦是说“具乃贝玉”，当时贝玉并称，而不说具乃金玉。果然当时已有金属制造品，何以在殷代以前，不发现一个“金”字？

　　到了后来《诗经》上才发现许多“金”字，往往“金”、“玉”并称，便有“金玉其相”[5]一类的话了。

　　就此可断定，旧史所纪是虚伪的。在殷代以前，还是靠贝的生活，还是石器时代[6]，殷代以后到了周朝，才入了铜器时代，才有金属的制造品了。

　　这样的例举不胜举，我们按这许多例，可以断定往日记录有许多错误，是可以改作重作的，是必须改作重作的。但我们所改作的重作的，就敢断定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吗？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沈［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

　　希腊历史学家格罗忒（Crote）[7]出，又有人说，他的《希腊史》比希罗陀德的好，第一因为希氏缺乏批评精神，第二因为希氏喜欢什么，便注意什么真实。但我们要说公平话，他所注意的未必是话［对］，在希罗陀德时代，能够得到那样结果，已经很难的了。我们不能因见了格罗忒，便来菲薄希罗陀德。格罗忒的《希腊史》，果然就是最完全的吗？这也不过是比较的真实的罢了。

　　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很有趣味的事，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

　　从前的孔子观念，是从前人的孔子观，不是我们的孔子观。他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亦是他们自己的释迦观、耶稣观，不是我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他们本着迷信为孔子、释迦、耶稣作传，辉煌孔子、释迦、耶稣为亘古仅有天纵的圣人，天生的儿子，说出许多怪诞不经的话。我们今日要为他们作传，必把这些神话一概删除，特注重考察他们当时社会的背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有若何关系等问题。历史原是有生命的，不是僵死的，原是进步的，不是固定的。我们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地改作重作，的确是我们应取的途径了。

　　以上的话，归结起来：记录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

　　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

　　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署名：李守常先生讲

　　张湛明笔记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3年11月29日

　　【注释】

　　[1]题解　本文为张湛明笔记，题为《史学概论》。1984年版《李大钊文集》改为《研究历史的任务》，现恢复原题。

　　[2]福理曼（Freeman）　今译弗里曼（1823—1892），英国历史学家。1841年入牛津大学求学，继斯塔布斯之后为该校近代史讲座的教授，与斯塔布斯、格林一起创立牛津学派。其主要著作有《建筑学史》、《联邦政府史》、《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共6卷）及《近代欧洲历史地理》等。他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政治史，“把历史看成是单纯政治事件的记录。”（他的老友赖布斯语）他的中心理论是历史的统一性、连续性，认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划分，都是人为的，而历史本身却从未有过中断。他又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开创者。

　　[3]希罗陀德（Herodotus）　今译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5—425），古希腊历史学家，有“历史之父”之称（古罗马政治家、大学者西塞罗语），生于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城（今土耳其西南部）。著有《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共9卷，载录古代20余国及地区的历史概况，为后世研究世界上古史的重要史书。在该书首页上著者写道：“这里发表的是哈利卡纳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发表它们是为了记住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特别要说明他们发生冲突的原因。”这段话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提出史学的基本任务——记载和解释。

　　[4]河南所发现的古物　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即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殷墟上，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经研究，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殷商社会获得不少新认识，但殷墟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与研究是在1928年以后。李大钊当时所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是以下几本著作，即1903年出版的刘鹗所编的《铁云藏龟》；1904年孙诒让著的《契文举例》；1913年和1916年先后出版的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和《殷墟书契后编》。

　　[5]“金玉其相”　语出自《诗经·大雅·棫朴》。原文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6]在殷代以前，还是靠贝的生活，还是石器时代。　此说反映当时学术见解。后经考古发掘与研究，殷代已为青铜器时代，而不是石器时代（见郭沫若1945年1月发表的《青铜时代》）。又据新的发现，在殷之前，至少在夏已有铜器（红铜）使用。

　　[7]格罗忒（Grote）　今译格罗特（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德国移民后裔，他没有进过大学，通过自学掌握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钻研历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1843—1856年，完成垂世的12卷本的《希腊史》名著。马克思、恩格斯曾引用该著，恩格斯称格罗特是“一个很有威望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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