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李大钊

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讲（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我今对于我们北大同学，发起这个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刚才胡先生说新闻事业，是要研究“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不希望诸位替人家做那“充篇幅”的事情。我现在更希望诸位对于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这一点也特别注意，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以前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缘故。现在我们北大同学从事新闻事业的，如此之多，将来必能“改造”、“提高”新闻界。因为大学是一个最高的学府，所研究的学问，是多方面的，故由大学出身的人，必有比较的多方面的知识，或有与多方面的知识界接近的机会，希望诸位同学出其所学，把新闻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新闻记者的责任，于纪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胡先生[2]说，新闻宜注意活的问题，不应单讲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等死的学说。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材料虽是死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他变成活的。譬如平日登些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人便全不注意，若当接到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那一天，把他的历史，他的学说，写出来贡献在社会上，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注意了。又如但丁的历史和他的文学，在平日登出来，充充篇幅，实在于一般看报的人没有多大的意味，若在去年，有为他作六百年纪念的事实那一天登出，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兴味事［来］。又如今天高师为达尔文一百十三周年诞生纪念，开博物展览会并讲演会，北京的报馆若有在今日把达尔文的历史、肖像和他的学说的概要登出来的，岂不是格外有趣吗？又如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自治团[3]，在平时写出来，人并不十分注意，若在去年三月十八、九日恰恰是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把这一段历史纪载出来，登在报上，岂不是绝好的材料吗？可见死的材料，若是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最好的材料，若作平日充满篇幅之用，因为他与现实的生活不相关联，于阅者亦丝毫不发生兴趣。照这样子做去，一切的科学知识，都可以觅得机会，利用一种活的事实输入给大家。例如新疆、甘肃发生地震，我们便去访问地质学家。太阳忽然现出红光，我们便去访问天文学家。某种政治问题发生，我们便去访问政治学家，请他就此事实为学理上的说明。此外如有各国学者来华，亦当随时访问，叩其意见，以转为介绍于社会。这是新闻界对社会灌输知识的职分与方法，这点诸位要注意的。

　　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的〉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但是现在新闻界，遇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这是旧习惯未退尽的一个最大的表现，也就是新闻界的一个大缺点。这一点也希望诸位同学注意。

　　我们北大同学，在新闻界的人发生这样一个团体，是一件很有关系的事。胡先生说，不希望主张必定一致，希望人人能发挥个性固然不错，但是有了这个团体，总可以藉此情谊，立在同一的、知识的水平线上，常有机会来交换各人不同的意见。遇有国民的运动发生时，我们总可以定一大目标，共同进行，以尽指导群众而为国民的宣传的责任。

　　敬祝北大新闻同志会的进展无涯！

　　《晨报》

　　1922年2月14日

　　【注释】

　　[1]题解　正题为编者所拟。

　　[2]胡先生　即胡适。文中所引，他原话是：“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不要拿马克思、克洛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恭绰的报纸充篇幅。”

　　[3]巴黎自治团　今称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掌握市政权。28日，成立巴黎公社，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由于梯也尔政府军与普鲁士军队的联合镇压，5月28日终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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