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

　　——答高承元君（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一九年元旦，我作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在《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号发表。论友高承元君不弃，著论驳之（见《法政学报》第十期）。提出文中“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并吞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几句话，更述他听了这话起来的疑问，就是“为甚么不主张世界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却要各洲的小联合作个基础？”又承他替我想出两个答案：（1）“为联合便利上”；（2）“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因此我不能不再把我的主张申明一回，以释承元君的疑，并以质诸读者。

　　第一，我并没有不主张世界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我所主张的亚洲的联合，连欧美人旅居亚洲的也包在内。不过以地域论，亚洲终是亚洲，非洲终是非洲，是无可如何的事实。以民族论，各洲的民族多是安土重迁，居亚洲的终是亚人为最多，居欧洲的终是欧人为最众。据现在的情势看来，各洲有了小联合，就是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的第一步。

　　第二，我主张依各洲的小联合作基础造世界的联邦，实在是为联合便利上起见，承元君替我想的，的确不错。但是承元君说这个答案自然不能成立，我却不敢承认。就承元君所举那交通上的例子，实在也有商榷的余地。“由小亚细亚到异洲的君士坦丁”固然“不过隔一海峡”，可是亚细亚境内各地方对于欧罗巴境内各地方的关系，不全是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的关系，且除去一个小亚细亚与君士坦丁的关系以外，几全不是这样的关系。“由小亚细亚到同洲的青海、西藏”的关系，固然不如“由小亚细亚到异洲的君士坦丁”的关系较近，但是亚细亚境内各地方间的关系，不全是“由小亚细亚到青海、西藏”的关系，且除去一个小亚细亚与青海、西藏的关系，几全不是这样的关系。若就民情差异的远近说，香港、广州的民情和异洲的欧美相较，与和同洲或同国的蒙古、西藏相较，那个远，那个近，还是一个疑问。那一点远，那一点近，应该分别言之。今古暂置不论，就令承认承元君的说，香港、广州的民情与异洲欧美的相近，却与同洲的蒙、藏相远。试问亚洲境内，大多数地方的民情对于欧美，都是香港、广州的民情对于欧美的比例吗？亚洲境内大多数地方间的民情的差异，都是香港、广州与蒙古、西藏的比例吗？我很愿承元君细想一想！

　　第三，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倡的，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而倡的。我们因为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我们才要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大旗，为亚洲民族解放的运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读者倘阅过我那篇论文，必都能看出我的意思来。我的意思以为：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不除，亚细亚境内他洲人对亚人的强权绝没有撤退的希望。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打破以后，他洲人的强权自然归于消灭。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在东京日人所开第三回人类的差别撤废期成会演说：“在亚细亚境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在亚洲境内有受人轻蔑的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能得人尊敬。诸君真愿得世界的尊敬，诸君不可不使其他亚细亚诸国也为可被尊敬的国。为他日一切亚细亚诸国得自由计，诸君尤不可不先作最初的解放者。束缚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受束缚。”这是欧人对日本人的忠告。在他们固然应该这样措辞，在我们只有希望亚人大家起来，扫除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

　　第四，我的新亚细亚主义，不是“有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乃是“适应世界的组织创造世界联合一部分的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乃是顺应世界主义的。压迫亚人的亚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亚人的非亚洲人，我们也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非亚洲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亚人，我们也是反对。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没有我们的仇敌，那么承元君所说“不管旧的，不管新的，不管是日本人倡导的，也不管是中国人倡导的，一律要反对”的“有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断断不是我（所）倡的那新亚细亚主义。设若有方法，比各洲民族先有小联合还捷便，我之主张世界人类普遍的联合，各民族间无亲疏的差别，实不让于承元君。

　　第五，我的新亚细亚主义，是“自治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不是“闭锁主义”。我们相信最善的世界组织都应该是自治的，是民主化的，是尊重个性的。凡欧美的人民在亚细亚境内生活的我们都不排斥。不但不是不让他们来讲公道话，并且愿意与他们共同生活。

　　第六，我的新亚细亚主义，有两个意义：一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没有破坏以前，我们亚洲的弱小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破坏这大亚细亚主义；一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既经破毁以后，亚洲全民众联合起来加入世界的组织——假如世界的组织那时可以成立。用承元君的话，我是主张要小孩们把那个大人化成小孩，然后和他在一块儿平等吃东西，不是主张把小孩们和一个大人放在一块，关起门来吃东西，不是主张请求那个大人让让小孩们，和他同吃东西。因为新亚细亚主义是反抗大亚细亚主义而起的，若不破坏大亚细亚主义，新亚细亚主义就没有意义；大亚细亚主义若不破毁，新亚细亚主义就无从完成。那么“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1]、“日本人提倡的亚细亚学生会”[2]、“日本决的蒙古自决”，种种怪现象、鬼把戏，都是今日大亚细亚主义下的产物，断断不是新亚细亚主义下的产物。

　　最后我有两点，须郑重的与承元君相商量的：一、就是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权威，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二、就是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以夷制夷”这句话里，不但含着许多失败、失望的痛史，并且实在可以表现民族的卑弱耻辱。无论以人制人，虎去狼来，受祸还是一样。就是幸而依人能求苟活，这种卑陋的生活，也终于自灭而已。试看从前的外交陈迹，那样不是这样失败的！最可耻的就是最近青岛之役，所欲“以”的“夷”不可靠赖，就任这一“夷”横行，不敢一作声色。看看比利时以小国而抗强德的例子，能不愧然！到了现在，一般人的心理，还是不脱故辙，并且变相到依外力为靠背，杀残自己同胞的程度了！及今犹不痛自振拔，痛自忏悔，求个自决的途径，真是没有骨力的民族性，不可救药了！我决不希望苟且偷生于国际诈虞之间、强力相抵之下。因为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Democracy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我们情愿和他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这是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的精神。

　　署名：李大钊

　　《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

　　1919年11月1日

　　【注释】

　　[1]“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　日本政府与当时段祺瑞北京政府相勾结，1918年5月16日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9月16日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规定》。所谓“防敌”，主要是针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日本此举的目的，如其外务省在《日中同盟缔结之意义》的文件中所说：“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的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便于帝国经济的发展。”据此协定，日本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和中东铁路，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文中指出，是“大亚细亚主义的产物”。

　　[2]亚细亚学生会　系日本政府所提倡的为其大亚细亚侵略政策服务的日中学生组织。1919年3月发起。1920年8月23日，“日本亚细亚学生会”旅行团诸富一郎等到京访问，由李大钊介绍，与中国学生座谈。中国学生称：“二十世纪世界潮流，已趋于世界主义，亚细亚学生会之组织，尚不免近于部落主义，吾人不敢赞同。且一种人群与他种人群，欲谋真正之亲善，必先除去一切障碍，始能达到目的。贵国军阀财阀，皆为中日亲善之障碍。希诸君打破此等障碍，则不亲善自亲善矣。”并说：“贵国之民”，对于贵国军阀侵华之“罪过”，“视为当然，殊为遗憾。”（《申报》1920年8月25日报道）这是中国学生对日本学生面对面地批评日本军阀的侵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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