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适之[2]先生：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3]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理［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4]与Fourier派[5]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oeyes［Noyes[6]］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像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7]博士说：他们的企画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8]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親［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9]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10]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11]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12]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13]，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过［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c［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14]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Republic[15]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16]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这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17]、孙伯兰[18]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9]的逻辑，就是他们惟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一〉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劫［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20]没有颠覆，经济组织后［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下［天］只是在群家［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

　　附：胡适在本文篇末的附记

　　我要做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现在有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

　　胡适

　　《每周评论》第35号

　　1919年8月17日

　　【注释】

　　[1]题解　此文是对胡适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辩驳。此后，胡适又于8月31日第37号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坚持与发挥自己的观点。李大钊不久即陆续写出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社会根本性问题的文章，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

　　[2]适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留学，初入康奈尔大学读农学，继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曾受业于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博士学位。1917年初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1917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时称“陈胡”，多为保守派与反动势力所攻击。胡适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问题上，与陈独秀、李大钊是一致的；但是，在反对旧政治、提倡新政治问题上他们却越来越发生分歧，终至分道扬镳。

　　[3]武者小路氏　即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文学家。受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和托尔斯泰泛劳主义的影响，1910年提出“新村主义”。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发起“新村”运动，并在日本九州日向买土地40多亩，盖房子3间，组成了“新村”，成员20余人。其原则是：以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为生活的根本；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声称：无论到了何处，只要劳动，或是执有劳动义务期满的证据，便不要金钱，可以生活，可以随意旅行，随意游览，随意学习。武者小路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试验，曾引起当时中国知识界一些人的兴趣、关注甚至试图仿效。

　　[4]Owen派　即欧文派，是以英国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派。

　　[5]Fourier派　即傅立叶派，是以法国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派。

　　[6]Noyes　阿瑟·H·诺伊斯（Arthur．H．Noyes）　19世纪美国著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家，1847年在纽约奥奈达建立“奥奈达社”（Oneida Community），1870年出版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s（即李大钊所指的《美国社会主义史》）。后因当地周围居民的强烈反对，被迫于1879年移居加拿大。

　　[7]河上肇（1879—1946）　日本经济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赴德、英、法、比等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任京都大学教授，1919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和《社会主义研究》刊物，“决心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年，“可以算作是划时期的年份”（《河上肇自传》），被日本政府视为“大学教授中最危险的思想家”。著有《贫乏物语》、《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

　　[8]仲密　周作人（1885—1967）曾用的一个笔名。1919年暑假，周作人专程赴日本九州的日向，参观考察武者小路所创办的“新村”。在此前后，他发表《日本的新村》、《游日本杂感》和《新村的精神》等文，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3期、第6期和第7卷第2期，对“新村主义”的思想理论与实施情况作了介绍宣传。他认为“新村”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个人对于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福音。

　　[9]亚丹·斯密史　今译亚当·斯密（1723—1790），参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注④。

　　[10]马查士　今译马尔萨斯（1766—1824），参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注⑤。

　　[11]安福派　通称安福系，亦即安福俱乐部，是由一群拥戴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官僚、政客所组成的政治集团，具有政党性质。其首领是段的门生徐树铮、王揖唐。1917年7月段借反对张勋复辟返京重掌中央政权以后，8月，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时简称梁宅）进行聚会策划，主要讨论的问题为组织临时参议院与筹备国会选举事宜。1918年3月8日，正式成立安福俱乐部，以操纵选举，王揖唐任干事部主任。其成立之目的，徐树铮曾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中国之大权，尽举而有之。”为什么不叫政党？他说：“政党二字，为世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安福俱乐部的名称，是由郑万瞻等提议确定的。它外靠日本，内靠段氏，盗卖国权，大借外债，阻挠和议，把持政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两年多，罪恶甚大。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皖系失败。8月，被解散。

　　[12]仲甫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1915年创办并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提出科学与民主作为改造和建设中国的根本原则。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底创办并编辑《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1920年起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成立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文中所说《日日新闻》的批评，用于胡适则可，用于陈独秀则不合实际情况，因为陈独秀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的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潮流”的问题。

　　[13]《日日新闻》的批评　1919年4月19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以《北京之黎明运动》为题发表社论，谓“彼等以政治民主主义为根据，一面与旧思想及专制主义战，一面又对抗其凶暴的过激主义，而防其侵入。”并说中日两国“成为过激主义绝好的繁殖地。”称蔡元培是“国家社会主义信奉者”，陈独秀“非徒学者，而又为政治家。”北京《晨报》于1919年6月17日转载这篇社论。

　　[14]孟和　陶履恭（1888—1960），字孟和，天津人，著名社会学家。从1915年起，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讲师、教授会主任。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调查部主任，社会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30年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社。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5]New Republic　今译《新共和国报》。

　　[16]慰慈　即张慰慈，时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员，后任教授。文中所说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题为《俄国的新宪法》、《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法》，分别刊于《每周评论》第28号、29号、30号。对于俄国新宪法，他认为“最有研究价值”，“因为此宪法根据于许多最新的政府组织法及政治哲学的最新思潮”。

　　[17]章太炎　章炳麟（1869—1936），字太炎。1900年倡言反满革命，1904年参与发起光复会。1906年去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笔。五四运动中，于1919年7月2日发表《通告国民书》，内称：“北（京）政府者，日本之外藩；徐世昌者，日本之土司头目。……惟有通电不承认政府，不承认非法僭立之徐世昌，而后签字归于无效。”文中所说章太炎的政治论“激烈一点”，即是指此。

　　[18]孙伯兰　孙洪伊（1872—1935），字伯兰，天津人。清末立宪请愿运动中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1909年被推选为直隶咨议局议员，后参与组织宪友会、共和统一党、民主党、进步党，担任理事或理事长。后又加入国民党，积极支持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和反段护法斗争，为孙中山所倚重。1919年五四运动时，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呼吁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5月18日，致电曹锟、李纯、王廷祯、陈光远、张树元、赵倜、阎锡山、孟恩远、鲍贵卿、李长泰等督军和军政要人以及驻北京的师、旅、团长：“请速脱离卖国党羁绊，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及其党徒徐树铮、靳云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贼之罪状，兴师致讨。先除内奸，然后合力对外。”文中所说孙伯兰的政论“激烈了一点”，应即指此。

　　[19]“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文中“扬子”，原文为“杨氏”；“墨子”，原文为“墨氏”。

　　[20]罗曼诺夫家　罗曼诺夫家族已见诸史料的最早祖先为14世纪的莫斯科王公的大臣安德烈·伊凡诺维奇·科贝拉。1613年，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俄国沙皇。从此，罗曼诺夫成为俄国沙皇（皇帝）之姓。其家族最卓越的人物是彼得一世。其末代皇帝为尼古拉二世，于1917年2月革命中被推翻，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7月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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