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李大钊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凡是世界上的土地，只要是世界上知道人的道理的人在那里过人的生活，我们决不把他认作私有物，拒绝他人。但是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1]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

　　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威尔逊[2]这位书生，天天在那里对那些强盗说“正义”、“人道”的话，组织“国际联盟”哪，希望“永久平和”哪，这真是对牛弹琴。只落得那些强盗们对他瞪眼，他自己也是对他们呕气，希望他的人灰心。

　　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3]，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4]？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像这样的平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人家为保障一国的强盗权利，还有退出和会的决心勇气，你为保障世界平和，贯彻自己的主张，竟没有退出和会的决心勇气。你自己的主张计画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常向我们说和我们有同种同文的情谊的日本人啊！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拼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依我看来，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吗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作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这话并不是我太刻薄，试一翻日本人的移民史，那一处不是这几色人先到？除去这几色人还有什么人？——那背包卖药的还是第一等的——在这等地方的商人、绅士、官吏、军人，也都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淫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这又何苦呢！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5]；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6]。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7]，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民〉，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世界，
　　不认秘密外交，
　　实行民族自决。

　　署名：常

　　《每周评论》第22号

　　1919年5月18日

　　【注释】

　　[1]欧洲分赃会议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19年1月18日至6 月28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会议，史称巴黎和会。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日、意等27国，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为美、英、法三国所操纵，成为少数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会议。会上不顾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无理地把战前德国侵略山东所得的权益，又转交给日本。

　　[2]威尔逊（1856—1924）　民主党人，曾任律师、大学教授、校长、州长，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1917年4月对德宣战，次年1月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结束战争的14点纲领，其中包括反对秘密外交、主张民族自决、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等内容，使当时的中国人抱很大希望。但在巴黎和会上，他并未坚守承诺，而向日本让步妥协，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3]伦敦密约　在巴黎和会期间，日本代表于1月27日的美、英、法、日、意的“五强”会议上突然宣布：英、法、意于1917年2月与日本已签订秘密协定，保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支持日本有关德国在山东权利的处理主张”。这就是所谓的“伦敦密约”。日本靠此密约，获得英、法、意的支持，同时，亦使中国指望其帮助的美国陷于孤立。

　　[4]军阀间的秘密协定　指1918年9月24日中国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换文的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向日本借款（西原借款之一）以修建济（南）顺（德）、高（密）徐（州）两条铁路，并将这两条铁路的全部产权和收入作抵押。日本还提出关于山东问题的七点“建议”，要求于青岛、济南驻军，胶济铁路由中日两国合办，铁路巡警队及重要车站聘用日本人等。对于日方的要求，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说“欣然同意”。在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又向美、英、法、意代表透露了这一“秘密协定”，成为日本继续侵占山东的一个重要借口。

　　[5]“以夷制夷”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反对有些官员提出的继续“封关禁海”的主张，认为那样做是“良莠不分”。他提出：“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此后，李鸿章为执行此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在使俄前曾说：“联络东洋，牵制西洋，是此行要策。”此政策意在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与在华的利害冲突，互相牵制，造成“均势”，以求自保。此政策在某种情况下也曾起到某些作用，但其立足点是依赖外力，把中国的命运寄托于别国的利害之上，故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自主与自立的问题。

　　[6]“依重特殊势力”　这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所谓“特殊势力”，是指拥有枪杆子而又轶乎政治轨道以外的那种势力，其主要代表首先是袁世凯。当时，张嘉森向梁建议：“森以为下手之方，在联袁而已”；“借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于各省”。梁启超说：“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暴乱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蟠亘于国中。”梁启超认为，“暴乱派”也就是革命派是“第一敌”，应“注全力以与抗”；而以“腐败派”也就是袁派势力为“第二敌”，应采取“暂时稍为假借”。梁启超的这种“假借”，是造成袁腐败势力猖狂复辟与革命势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大钊认为这种“对内的信条”，与“以夷制夷”的“对外的信条”一样，都暴露了中国民族性的弱点。

　　[7]作了比利时　比利时是德、法之间的一个小国，也是中立国。1914年7 月29日德皇威廉二世向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德军自由通过比境去进攻巴黎，被比拒绝。8月4日，德军入侵，比全国军民奋起抵抗，坚持达20日之久，使德军计划受挫。由此，比民族被认为是英雄的民族。李大钊认为在侵略强权面前，即使“作了比利时”，也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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