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案与立宪政治|李大钊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财政部当局陷于受贿之重嫌[1]，舆论咸为国民道德政治节操痛甚，有虑及立宪之功用因之不彰，而对于政治前途顿增意外之悲观者。余于斯事其所感触，亦与论者相同，然转而思之，则又觉于悲观之中尚有足为乐观之处，黑暗之内尚有趋于光明之迹，不惟不足以累及立宪政治，且足为益彰立宪功用之证也。

　　吾人试一溯寻专制时代政治之暗幕，其招权纳贿之事类此者，正复不知凡几，而发觉者则殊寥寥，发觉而能如法以为惩究者，又几绝无而仅有。彼袁世凯之铳诛王治馨[2]，别有隐昧之原因，受贿之罪乃为表面之借口，不足以证专制时代之惩罚严明也。使袁之诛王果单为受贿，则洪宪朝廷之忠臣其有过于王治馨者众矣，不惟僇辱不及于其身，而膺厚赏获殊勋者反今日一嘉禾，明日一文虎[3]也。今日之贿案若在专制时代，其不官官相护，以阴销于暗昧隐秘之运动者几希。今以议会之监督，报章之揭发，万目睽睽，共闻共睹，魍魉魑魅，乃以难逃于舆论、国法之惩诛，政治当局亦不敢显为袒右。则此案之发觉，直可谓为立宪功用之所赐也。

　　复次，以此案之当局为海外留学生出身，社会对于受此重嫌之新人物，殊为叹惜不置。余固极端右新人物者，而于其作为罪恶之点，则不敢如论者之高视新人物至于此度。盖一群之中其有旧新，乃性质之相异，知识之不同，至于道德之量存于新旧人物者，余以为不甚相远，即有进化日趋于善之倾向，亦断无旧人物全恶新人物悉善之理。余既不以其为新人物而高视其道德于平日，余即不以新人物中之有一二罹罪恶者而全失望于今朝。此后用人之准，仍以新者为宜，使不幸而作恶，国法俱在，舆论莫容，乃善恶之判，非新旧之争也。

　　世尝谓一国之政治、社会、风纪、道德，经由革命一次即堕落一次。余于斯说亦不谓然。盖以革命屡兴之国，必为群治腐败之国，是其道德之堕落，不在革命勃发之日，而在专制积弊之时。革命之屡兴正为罪恶积重之结果，而经一度之革命即以庄严之血涤荡一次，其覆被罪恶之虚伪面具即剥去一层，其罪恶之事实亦即显著一分。然则罪恶非革命之结果，革命乃罪恶之反响。直至罪恶之涤荡剥至终层，黑暗之底蕴完全暴露于当世，劫尽之日，或即忏悔之期欤！

　　未署名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20日

　　【注释】

　　[1]财政部当局陷于受贿之重嫌　指1917年4月中旬发生的财政部受贿案件。此前，保利银公司申请集资承办收买化炼制钱，被国会否决。财政部当局遂提议组织炼铜厂，并以助办公益事业为名，要求集资商人报效25万两，以此作为炼铜厂报国务会议通过的条件。炼铜厂案在国务会议通过后，双方因交现银还是期票问题发生争议，一时成为轰动社会的特大丑闻。4月18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宣布罢免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騼，参事虞熙正、司长吴乃琛，并交法庭查办（关于此案详情，可参见4月16日、4月17日、4月18日、4月19日北京《晨钟报》第2版之社论、大总统令及紧要新闻）。

　　[2]王治馨（？—1915）　字琴斋，山东莱阳人，曾任京师内城巡警总厅厅丞，1913年10月任京兆尹，1914年7月署内务部次长、代理总长。1915年被袁世凯以受贿罪枪毙，但据当时新闻界观察，王之被处死不仅因为其受贿罪，更重要的是已“混入国民党”，与民初党争有某种关系（详见黄远庸《远生遗著》卷四《王治馨》）。

　　[3]今日一嘉禾，明日一文虎　嘉禾：袁世凯时代之勋章名，参见本书第一卷《大哀篇》注10。文虎：亦为勋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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