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问题|李大钊

学生问题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

　　凡社会对于一特定之阶级、一特种之身份存排斥之见，轻蔑之心，不肯与以同情，不愿畀以职业，限制其活动，屈抑其地位，则居此阶级、具此身份者之生活，必成为社会问题。既已成为社会问题，而社会视之犹不加以注意，以谋救济解决之道，俾得相当之分以去，而因以善其生安其境，则必至酿成社会革命而后已。

　　妇人与工人之在欧美社会，其先亦皆为居特定阶级、具特种身份者。故其社会中之享有强大势力之人，往往对之不与以平等之待遇，束缚其自由，剥削其权利，锢蔽其智察，侮辱其人格，以其辛勤之汗血供少数强权者之牺牲，以其屈枉之苦痛资少数强权者之淫乐。于是工人问题、妇人问题，皆成为社会问题，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若英，若美，若法，政治上、社会上之一切改革，罔不胚酿于劳动阶级之运动。最近俄国大革命[1]之发端，亦以面包问题为武器，工人团体为先锋，而旭日曈曈之新俄共和国，竟能诞孕于战血横流之今日。即柏林与维也纳之工人，他日亦终必为德、奥二邦革命之媒、自由之母。其他晚近以来各国之妇人运动，日见激烈，亦于自由之发展，民权之伸张，社会革命之进行，强权束制之解放，与莫大之助力。此工人问题、妇人问题之所以见重于欧美社会，而有心之人不吝为之献满腔之同情，尽热狂之努力以解决之也。

　　吾国政治上之改革，虽已略具基础，社会上之改革，如解决工人问题（农民之疾苦亦包于其中）、妇人问题等，自为今后之急务，而目前急迫万千即待解决者，又有学生问题。夫妇人与工人之自成一阶级，固由于天赋之本能，传袭之习惯，教育之未普，群制之未完，种种原因所造成。其所由来者渐，非为一朝一夕之故，殊非吾人今日所能避免，而求解决之道，亦自为应今世之文明谋人生之幸福所必经之阶序。独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乃以此阶级身份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一般耆旧老宿，一闻“学生”二字，即摇首蹙额，似一为学生，即于中国社会为无用。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人讨无聊之生活。然即政治界亦何尝欢迎此为社会所排斥厌弃之学生，即彼以学生出身而能夤缘奔附跻于显达之辈，亦何尝不标“经验”二字以媚彼所趋承接纳之老前辈，而排屏此于中国社会处处败北之学生。然则中国之学生，实为最可怜之一阶级，最可怜之一身份，而社会造就之乃所以戕贼之。学生正所以学死，循是而不变，人而著学生之冠服，即无异于自杀。社会而日日培养学生使蹈于自杀之途，以趋于自绝之运，即无异于杀人，其结果亦为社会之自杀。斯非吾人愤激之谈，实亦社会伤心之语矣！

　　中国社会之屏斥学生，匪自今日始矣。清之季年，政府当局所日夜孜孜以为戒备防范者，即学生是。卒以学生于社会不得同情，不得职业，不获本其理想顺其情感以表著于政治，出其学术运其技能以助益于社会，于是抑郁悲愤奔走呼号以树革命之赤帜，而清室以倾。袁氏帝制之念既萌，亦视学生如蛇蝎，而学生抗袁之运动，又复潜滋暗布，而袁氏以陨。故欧美之革命，泰半渊源于工人之呼号，中国之革命，则全酝酿于学生之运动。斯虽近代思潮之激动，以学生之神脑最易染化，要亦社会之排斥学生，致其不平之念，遏郁于中心，久而久之，必至迸发以求伸，有以激成之也。

　　他处之学生吾不敢知，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此其中吾侪之学友正复不少，而量其材能，尤皆确为改进中国今日之社会所必需。斯而令其坐弃，不为学生本身无以自存，即国家社会，亦如丧失新锐之神经而终以僵死。是又不独社会之问题，且系乎国家存亡之问题矣！

　　昔者梁任公先生尝有人才不经济之慨，及以作官为解决社会问题之说[2]。最近汤济武先生亦云，言及位置学生即兴无限之伤心[3]。日昨章秋桐先生于某会之演说，亦尝畅论俭才之义[4]。足知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已成社会问题，乃为并世明达所公认，非只吾侪问题中人之无病呻吟也。吾今揭论其要，一以促社会之注意，俾于教育方针、商工事业、政治制度速谋救济之方；一以唤起现在沦落于社会问题中之学生，及未来无限之新青年，即方将奔赴于社会问题中之学生，速奋励其志气，选择其学业，而预为易于就职之地步；更望社会中之视学生为一特种阶级、特种身分而排斥之、屏绝之不遗余力者，速自警悟，毋使由一部分之偏见私心，激成猛烈之反动，则本文之旨也。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3日

　　【注释】

　　[1]俄国大革命　指1917年3月（俄历2月）在俄国首都爆发的“二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军损失惨重。军事动员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交通混乱、物资匮乏、物价飞涨。1917年初，首都的食品供应更加恶化，大街上到处都是购买食品的长队，挤满了因李大钊在下文所说的“面包问题”而罢工示威的人群，并进而酿成革命。首都成立了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同时，国家杜马建立了临时政府，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统治俄国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度遂告结束。

　　[2]昔者梁任公先生尝有人才不经济之慨，及以作官为解决社会问题之说梁任公，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参与发起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次年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鼓吹维新变法。1898年到北京。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1907年组织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1913年初归国，任共和党党魁，后组织进步党，支持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后曾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不久即辞去。晚年脱离政界后，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李大钊所引梁氏“人才不经济之慨”，当指1914年初梁启超在《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中所发的感想之一。梁氏在那篇文章中曾指出：“人皆曰中国今日人才消乏，惟吾亦以为消乏也。然自昔社会亦只能以一时代一地域之才，治一时代一地域之事。例如治庖，熊蹯驼峰，固可登俎，春盘苜蓿，亦可成味。例如筑室，大杧细桷，各有其所，雕甍壤土，咸含其用。才之界说，岂有定哉？若乃糁桂椒于饴羹，见画壁于洞牖，惟其不适，是以无用；匪惟无用，且兹害焉。此不经济之说也。吾非敢谓今日全国之人才尽投诸不经济之地，然其患此者已什而八九。及所余一二，亦程度问题耳。以不经济之故，于是举国殆无一人能发挥其良能，……”（见《饮冰室文集》之31，页24—25）。“以做官为解决社会问题之说”，当指梁启超在《做官与谋生》一文中对中国官僚机构庞大，浪费人、财、物力现象所做的批评。梁启超说：中国颇以社会问题为苦，但政府解决此类社会问题的办法有二，一是多养兵，以救下层人民之社会问题；二是多设官以救济上、中层人民之社会问题，结果，越来越多的没有正当职业的人都去做官、当兵，有正当职业的人则“出其血汗所得以养此无业者……使全国人遂皆有有业为苦，以无业为幸，全国人民皆待养于国家，而国家遂终无以为养，则养者与待养者俱毙而已。”（参见《饮冰室文集》之33，页48。）

　　[3]汤济武先生亦云，言及位置学生即兴无限之伤心　汤济武，即汤化龙（1874—1918），济武是其字，湖北蕲水人，光绪进士。1906年赴日留学，并组织留日学生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1908年秋回国，任湖北咨议局筹办处参事。1909年当选为咨议局议长。1910年赴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主席。1911年参与发起组织宪友会，继续开展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等职。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未就职。同年4月到北京，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10月，参与组织民主党，任干事长。191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与梁启超等促成民主党、统一党、共和党合并，组成进步党。袁世凯称帝后，密赴上海，参加讨袁护国运动。袁去世后，与梁启超合组研究系，支持段祺瑞，并任众议院议长、内务总长等职。1918年9月在加拿大中华会馆遇刺身亡。

　　[4]章秋桐先生于某会之演说，亦尝畅论俭才之义　章秋桐，即章士钊（1882—1973），参见本书第一卷《弹劾用语之解纷》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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