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国民之修养|李大钊

立宪国民之修养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一日）

　　近来朝野士流之举动，以立宪国民之仪度律之，每多失态之处，此实群德不进之征，无可曲讳者也。吾人不欲对于某一人身、某一机关所为之某一事实，而各个具体以评判其是非曲直，以吾观之，国人之尚情任力，在在与理背驰，与法相迕，居政府者与居议会者，实足以互相掩映，不无牛羊何择之感。循是以往，犹不知痛自觉忏，窃恐立宪国民之面目，将全然丧尽，世人其谓我何矣。本篇之作，只泛论国人之失态，而寻其受病之原，愿与国人深自省察焉！

　　立宪国民之仪度，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此等信条入人既深，则其气质之慈祥恺悌、中正和平，必能相为感召，以成循礼守法之风习。故一入立宪之国，即在下级国民，亦知互相敬爱，斗殴争嘲之声，殊所罕闻。至于中流以上之社会，更重绅士之风度，其举措之不出法律范围以外，固无待论，即其事属于德礼之境，亦且慎为循守，否则为社会之名誉律所不许，而人咸鄙弃之。国人以专制积习之未除，嫉媢褊激、刚愎专擅之风，仍复漫布于社会，虽素号恂恂之君子，亦时于绅士之风度有亏，斯非中外人度量相越之远，殆吾人之修养有未充耳。

　　国人受病之处，虽复杂难以综举，而其窍要所在，约有二端：一尚情而不尚理也。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以感情作用，处军国大计，鲜有不偾事取辱，召败亡之祸者。为其决事每丧其真，急功每遗其远，但知取快于一时，不顾贻祸于异日也。若而国民之举止，类多一哄而即解，他且莫论，随取吾国最近之史迹证之，莫不皆然。甲午之战日本，一哄而起者也；庚子之抗联军，一哄而兴者也；乃至清室将倾，则以一哄而赞民国；袁氏势盛，又以一哄而主帝制。其所起之、兴之、赞之、主之之是非可否，姑且不论，一哄之后，败亡之机，即伏于其后，如影之随形，声之应桴焉。此以知抑理性而纵感情者，其所事乃有败而无成。至于私人交际之间，感情为用，其极也，亦必至于因私而忘公，专己以侵人，口角相争，睚眦必报，戾气所召，怨仇以生。搢绅先生，倘或蹈此，其风度襟怀之褊浅，犹为立宪国民之所羞称，而况置身政局之中，一喜一怒，一动一止，不独民俱尔瞻，亦且腾播四国，稍有不慎，僇辱随之，此不独一人荣辱之所关，亦实国家体面之所系也。今之君子，奈何不留意及斯耶？一任力而不任法也。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下流之氓，互相斗殴，犹为法之所禁，而秩及议士，位在军枢者，稍不如意，动辄以腕力从事，甚或以生杀予夺权操自我之气焰，临乎对等之人格，此其野蛮横暴，直与市井无赖相侔，其心目中毫无法纪之为物，是不独于道德上所不容，且为法律上所不许矣。社会生活之复杂，人类秉性之殊特，纷争自所不免，而释争之道，有赖乎力，此亦其所当然。顾力有二种，即腕力之力与法律之力是也。蛮僿之族，其释争也，一依腕力之力；文明之族，其释争也，一依法律之力。若夫号为共和立宪国民，其崇信法律之诚，乃不胜其奋施腕力之勇，诚恐以暴易暴，将举其国为强者之天地，而人道云、国法云者，荡然无复存矣。斯而犹能立国，吾不信也。

　　是皆专制政治之余毒，吾人久承其习染而今犹未能湔除者。欲有以救之，惟在上流阶级，以身作则，而急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立宪国民之修养维何？即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各人均以此惕慎自恃［持］，以克己之精神，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国绅士之风度，于是出而为国服务，自能和衷共济、一心一德而为正当之主持，绝不致演出议场挥拳、白宫斗口之象也。讳疾不如自药，改过贵乎反躬。吾侪之职，扬善固所乐为，隐恶则所不许。盖恶而隐于暗昧之中，则其忏悔之道，将以绝塞，不如白于光明之域，与人以共见之诚，而速自引咎，以谋悔改。人而自隐其过，是谓自欺，人而为人讳恶，是谓欺人。欺人自欺之罪，实相等量，皆为诚笃之士所讥也。故不惮犯隐恶之律而为此，亦以聊尽其忠告之义而已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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