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会议与时局的将来李大钊全集

天津会议与时局的将来

　　——六月十九日北京通信（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

　　一、天津会议

　　天津会议之所以必须举行，实以和缓图穷匕（首）见的张、吴关系。这次会议对于现时政局有重大的意义。现在会议已经终止，在会议中两方代表对于内阁问题、军事问题与法律问题，均有相当成议；两方对于天津会议本都抱有决心，两方选派代表都有相当负责地位，其会商结果自然应有相当效力。

　　当直方代表张其锽等谒张陈述吴对宪法、内阁、军事等意见之后，张谓：“子玉一切均有办法，甚好甚好，请他全权主持，我回奉过节好了。”即到天津会议举行之初，双方代表也不过酒肉酬应，并无会议形式。直方虽提有关于军事与政治的书面意见，但奉方对之似甚淡然，而斤斤于“宪不可护，颜不可复”。等到杨宇霆受命来津，方有一度会议。后来奉方由杨宇霆提出最后意见：

　　一、奉方始终反对护宪，迭经表示，颜惠庆自称依法复职，奉方绝对不能承认，应请直方促其即日自动取消，即由直方另行推人组阁；

　　二、对付西北军，奉方一听吴氏主持，合作到底；

　　三、国会及其他政治问题，在军事未能解决前，奉方认为尚未到讨论时期，不参加任何意见。

　　闻其结果，直、奉双方代表最后意见归于一致：（1）颜阁辞职；（2）军事听吴主持；（3）政治、法律问题保留。此项议决已由双方签字（但据另一消息：直方代表张其锽等既于初来之时即碰了张作霖一个钉子，现在奉方又提相差尚远的最后意见，觉得前途困难，于是向杨表示，此等重大问题，须先向吴报告方能继续讨论。并闻张其锽由电话向吴详告以后，吴表示异常不满。如是张即向杨走辞，谓：“双方讨论现在已到相当程度，吾人可以就此结束，本人现在须赴保报告，一切问题只有由二位大帅亲自谈谈，方可澈［彻］底解决”，并于十一（日）夜汽车赴保，杨亦于次晨返奉。杨于起身返奉时，首告张作霖谓：“本人未发表意见以前，不可进京”）。如是万目睽睽的天津会议成了过去的事实。

　　当天津会议的结果由张其锽报告到保之时，吴佩孚及其护宪策士大示［肆］不满，始命劳之常到津与张作霖商量变更津议，被张严辞拒绝，于是乃令张其锽来京进行津议第一项。此项实现之结果为何，即可定张作霖之是否来京。换句话说，就是张、吴是否可以两不冲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张其锽所签字之天津协定，为吴及其护宪策士所不赞成。但在事实上又不能反悔，以促起冲突之急于实现。所以直系策略，以颜阁一次阁议后即行解职，在其辞职宣言中含混说辞，使护法者读之，认为颜阁已完成宪法已有根据；反对者读之，认依法摄阁之颜既已下野，逆贼罪名根本不存在，在面子上也可不再反对，（只）要能〈只〉赚得张作霖入京，就好办了。但是奉系的策略又是怎样呢？于天津会议之中，奉系已开下价钱，现在不过是在津坐等还价。如果颜惠庆果然宣言并非依法摄阁，从此下台，在张当然可以一度入京，在无可回旋的地位，促直、奉关系之早日决定，但是此与直系政策已针锋相对矣。

　　二、张、吴妥协中的裂痕

　　军阀的结合是不会巩固的，现在张、吴面前有一国民军为其共同敌人，所以他们的关系，还得暂时处于要决裂不决裂的形势，而其结果恐怕是凶多吉少。现在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两位大军阀正在进行妥协，但是我们又何能否认他们正在预备冲突呢？

　　此次讨赤的结果，吴佩孚以取巧起家，于军事上既未受损失，于政治上又大得便宜，使奉张处于莫可如何的地位。可是到了新直系进行甚猛之时，吴又不得不微向讨赤战争中的盟友表示让步。天津会议之后，吴之地位甚觉困难，他一面表示由张其锽来京进行津议第一步的实现，一面密电孙传芳，告津议中奉方之无诚意，并问将来如果发生战争，孙持如何态度；他又令顾维钧以讨粤为条件，与英国成立二千万借款以厚财力，同时张志潭等又往访国军代表以谋妥协，并接济李景林军械与军饷廿万元。

　　至于奉方呢？除了催促吴方赶快实行天津协定外，要求吴佩孚退还魏益三部军械及解散唐之道部队。虽然口口声声向国民军作战，但在实际上，奉方连褚玉璞军队都已从前线撤回，而战事工程又皆作可以战国，可以战直的形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正在妥协的吴、张，双方也正在预备冲突。在护宪等问题未能妥协解决之前，张作霖决不能助吴佩孚作战，使其抬高政治地位。

　　三、最高问题

　　张、吴关系不仅在颜阁、宪法上冲突，即在所谓最高问题也冲突得非常利害。据说吴佩孚以现时为千载一时之机，稍纵即逝，颇欲此时荣任大总统，岂知关东胡子雄心并不弱于秀才，故表面以法律、政治问题公诸国人，里面进行另辟门径达登大宝之目的，所以护法呼声虽高唱一时，现在本身问题僵而又僵，虽经百计疏通与协商，终无公认平允之办法，如是最高问题有另现颜色之谣传：奉张首向秀才提议溥仪复辟，并闻吴已同意。

　　此说虽然兀突，但日本帝国主义天皇万世的思想，并不见得不如此应用出来，英国帝国主义也不见得不利用此种机会完成吴佩孚政府，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将来时局之出人意表的发现。

　　但若果如此，张勋的覆辙与段祺瑞的故智，又要重新排演一回，揭开新的改［政］治局面亦未可知。

　　四、山西之战

　　吴、张间关系，如果军事上没有大的变化，一时是不会破裂的。现在吴系军队果然开抵前线，势将与国民军战，虽然不必计较前线将兵之战与不战。但是，如果天津协定执行不妥，张、吴不能晤面，国民军克服山西全省，则一旅之兵力可以直扑保阳［定］，新直系势力可以乘时活动，而其结果，吴佩孚欲不倒不能，张作霖欲不退不能，北方形势马上成了一个新的战局，全国形势亦必大受影响。

　　此种危险实为奉系所深知，故奉派不时向吴表示，请其注意三角同盟（新直系）的活动，并不可到前线督战，而己系军队军事工作又作向直作战之准备。

　　近日日本帝国主义虽在奉省增兵，以助奉张镇压统治，同时又令其机关报一方面暗示此种危险之不能幸免，一方面又鼓吹不可作无名之战（讨赤之战为无名！），同时暗示奉张采取东三省门罗主义。即张之部将杨宇霆、韩麟春等，虽然扶助奉派与吴一度协商并从事与国军一度或然作战的准备，要皆以出关休养生聚为言。由此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既鉴于上次战争之损失，内部实力之不足与经济恐慌（其影响不独与日本以不利，且将引起日、法投资的冲突），又鉴于战国既难澈［彻］底，即澈［彻］底亦不过助吴声势赫赫，于己并无所利，何况国军得胜于晋，孙传芳虎视于鲁，靳、田等阴伺于侧，而活动未尝稍息，一有机会吴固当为或然之牺牲，张又何能幸免于攻击？如此一来，不如事前早作预备，缩短战线，保守津、榆，形成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局面。所以纯粹奉军集中津、榆路线，而对于直督亦有以小张代褚之准备。总之不死不生变化万端之局面，在最近将来必有一大发展可以断言。

　　顷据各方面消息，国民军对于多伦、南口均取守势，对于山西猛力进攻。现在雁门已下，太原无险可守（并有国军已进至太原近郊之说）更有商震反戈（已证实）与阎锡山出逃之谣言。若果如此，大局之突变即在目前矣。

　　五、时局变化的将来

　　根据上述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结论：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救奉系于危亡，制造讨赤联盟。讨赤联盟的结果，使奉系居于失败的地位。日本实业派与军阀派，对于讨赤后应取的策略，时常发现冲突之处，故经过如此时间并无确定的态度。而张、吴冲突的局面，尚无显著的发展。前者主张奉系退守关外，生聚休养，训练军队，以救战争中所产生的财政恐慌与实力空虚；后者主张向外发展，以取偿战争损失于中央政权与地盘的占有。但以奉张政治的失败地位，国民军军事的发展，新直系的酝酿，遂使后者计画不能实现。到了现在两者主张似已接近。所以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满洲增兵为奉张维持镇压，一方面在机关报上反对战争，并劝奉张闭关自守。所以现在奉系保守的策略是积极的，在政治上是消极的。所以奉军集中津、榆线一带，形成退可以守，进可以战的形势，而在政治上只消极的反对吴佩孚的主张。我们可以说，奉系现时在政治上的野心，或止于发言有效，也未可知。

　　第二，吴佩孚的实力根本就不成一个东西，此次之胜利，实为侥幸。但是因为张、吴密约的关系与运用适宜，他可占在政治上有力［利］地位。虽然，因为实力不能适应他的政治超越的地位，所以他也不能大刀阔斧干出一番事业。现在不独奉张时有与吴破裂之虞，即其此次战争中之一大助手阎锡山，也就到了难以终日之势。除此以外，他的部下靳、田、魏等皆不可靠。所以吴佩孚虽然态度积极，而其结果恐一无成就。但有一事殊足有注意之价值者，吴果失败，代吴而起形成一种势力的，恐怕就是孙传芳、靳云鹗、田维勤的结合。他们的政策大概不外乎联合国民军扫除关内奉系势力。无论他们反对不反对吴佩孚，他们将成为未来时局之重要份子。

　　第三，国民军以能战之师整个退却，虽然一时处境异常困难，因而态度亦颇消极。现在既然大同、雁门皆已攻下，商震反戈，太原指日可下，其政治上的地位，当然超越于退出北京之时，但一时决不至于在政治上有所发言，而祗从事于军事工作，现在魏益三可以相助于蔚县，唐之道部队或可友助于石家庄一带，孙传芳、田维勤待到相当时期，亦可突起异动。由此国民军在军事上之胜利与进展，不可谓其绝无操胜算之可能。

　　第四，民众方面，由此次讨赤战争受尽了人间之极苦，尤其是京、津商人，直、鲁、豫、陕农人。所以商人出于消极的罢市，农民出于积极的反抗。陕西白枪会、硬肚帮竟同残败的二军击退了刘镇华，河南红枪会、山东红枪会、黑枪会皆跃然欲动，为自身利益而战。

　　凡此种种，时局将来变化之密云，将皆能使我们推测，不久将发生何种局面，而南方革命势力的进展，将与此未来变化以莫大的影响与推进。

　　署名：列武

　　《向导周报》第161期

　　192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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