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北旧(5)

北旧(5)

　　我认识山本大夫已有七八年，初不料其庸劣如此。去年石评梅女士去世，世论嚣然，我曾为之奔走调解，今冬山本大夫从德国回北平，又颇表欢迎，今乃如此相待，即在路人犹且不可，况多年相识耶！若子死后，不一存问，未及七日，即遣人向死者索欠，临终到场且作价二十五元，此岂复有丝毫人情乎！我不很喜欢友仇反复，为世人所窃笑，唯如山本大夫所为，觉得无可再容忍，不得不一吐为快耳。若子垂死，痛恨山本大夫不置，尝挽母颈耳语曰，“不要让山本来，他又要瞧坏了，”又曰，“我如病好了，一定要用枪把山本打死。”每念此言，不禁泣下，我写至此，真欲笔搁不能再下。鸣呼哀哉。父母之情，非身历者不知其甘苦。妻在死儿之侧对山本大夫曰，“先生无子女，故不能知我怎样的苦痛。”山本大夫亦默然俯首不能答也。

　　岂明是我的老朋友，若子又是我女儿小蕙的好朋友，所以若子之死，我也异常感伤。但若子之死，只是无量数牺牲于混蛋医生者的一个例。死者已矣，我们活着的人，既不能担保永远没有病，尤不能不有和混蛋医生接触的机会，那真是危险到万分。

　　我们一旦有了病，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请西医好，还是请中医好。这在以骂中医为职业的某君，自然不成问题。但胡适之马隅卿等都害过重病，西医医不好，却给中医医好了。这又使我们对于中医，不得不有相当的信仰。但适之说：“中国的医，是有医术，没有医学。”有术无学，是带一些危险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仍旧要舍中医而就西医。

　　说到西医，就得要问：究竟是私家小医生好，还是大医生好？我的意思，总以为小医生比大医院要好一点，虽然设备不能很完全，却因就诊的人少，医生比较可以静心些，又时时须顾到营业的前途，不能像大医院那样“出门不换货”，似乎危险的成分，不至于很多。现看若子女士即死于山本之手，竟使我连小医生也不敢信任了。

　　说到北平的大医院，那简直是混帐该死该杀该剐！北平的大医院有三个，都是帝国主义者所开，我今称之曰，甲，乙，丙。（所以不直称其名者，不敢也。曷为不敢？畏其为帝国主义者所开也。

　　先说丙医院的功德。数年前，我的朋友杨仲子的夫人因为难产，送往该医院去开割，是院长先生亲自动手的。割到一半，忽然总统府来了一个电话，请院长去吃饭。院长慌了，匆匆的将割口缝起就走。后来创口好了，出了医院，觉得腹中刺痛不已。再去。一验，据说还得要割。一割出来，乃是第一次开割时遗在腹中的一个铁箝子也！据说该院长在外国是学兽医的。到了中国，以医兽之道医人，也居然享了大名，是不能不令人艳羡不置也！

　　次说乙医院。两年前，我的侄女阿燕——是个尚未周岁的婴孩——因为受了些风寒，送往该院医治。该院要求先付四十元，才肯动手。好罢，付罢。钱一付，多谢看护妇奶奶们开始工作了。先洗热澡，次打针，过了一点钟又打针，过了一点钟又打针，……（打的是什么针，医院里照例不发表的），同时因为头上发热，又给他戴起冰帽来；此外还有种种色色的花样，看护妇奶奶们真热心，真忙。大概忙了有十二个钟头罢，眼看着阿燕断了气，他们才各自抹抹头上的汗，休息去了！她们都很能尽职，可惜病家花了四十元，其结果只是催促小孩快快的死！

　　次说甲医院。这是个最大的大医院。去年，我的侄儿阿明，大概是害了猩红热，送往院中求治。据大夫们一看，说并不是猩红热。那么是什么病呢？他又说不出来，要等试验试验再说。于是乎这样试验，那样试验，一闹就闹了一个多礼拜；病人有些耳痛，就在耳旁开了一个大窟窿；有些鼻痛，又在鼻头旁开了一个大窟窿，这样东一刀，西一刀，不知戳了几刀（因头上用白布包裹，不许家人解开来看，故不知前后“挥”过几刀），把病人开得奄奄一息，人相也完全没有了，而究竟是何病症，还是说不出来。再过一礼拜，病人已到了极危险的地步，家中想调换医院，而该院不肯，说：“现在要搬动，危险更大”（其实是和山本一样的卑劣思想，恐怕医治错误的证据，给别人找到）；要想找个中医进去看看，而该院只许看病，不许吃药，说是“职任所在”。这真是把病人夹在老虎箝上了叫他挺死。再过两天，阿明死了，一算账，除进院时付过的钱以外，还要找补十多元！

　　今年春，瑞典斯文赫定脊骨中作痛，他的随从医生郝美尔诊察的结果，只是受了些风寒罢了。而赫定因为痛得厉害，自愿进该院医治。该院因为赫定是名人，不敢怠慢，连忙把全院所有的“专家”，一起找来共同检验：验屎的验屎，验尿的验尿，验血的验血，验骨髓的验骨髓，……检验的结果，以十多位专家一致之意见，断定是某种病症，须将脊骨割开治疗。但割治脊骨这一个手术，是很麻烦的，全世界只美国芝加哥有一个专家；该院虽然也可以割，却不能担保没有危险（因为斯文赫定是名人，故不打自招；若换作中国的阿猫阿狗，就免不得要强制执行了）。这一来，就把斯文赫定那老头儿吓酥了骨！连忙打电报到瑞典，问他家庭的意见，和家庭医师的意见。回电来说：还是上美国去割好。于是这边由郝美尔护送着赫定上美国，那边由赫定的妹子带着家庭医生上美国，真也闹的个“象煞有介事”。不料赫定上了路，到了日本，病已好了一半；俟到了美国，登岸之后，竟完全好了；给那位专家一看，那专家说“从前只是受了些风寒而已，现在已好，并无割治之必要。”于是乎赫定就在芝加哥游逛了几个月回来，而这边医院里十几个专家一致之断定，就等于放狗屁！这件事，幸而是落在赫定身上，他既能慎重，而钱又足以济之，所以能保住一条老命。若落在别人身上，不是枉死城中又多一个新鬼么？

　　以上四事，我敢用个人的名誉信用担保叙述上并无半点虚假（阿明阿燕是我胞弟天华的小孩，仲子夫人的事是仲子亲口说的，赫定的事是赫定亲口说的），其余朋友们酒后茶余所谈各该院的成绩，若一一写出，至少可做成一部二百页的小书，因恐转展相传，不免有不尽不实之处，姑且从略。

　　看了以上所说，大家总可以明白北平人的生命，是处于何等危险的地位了。但这种危险，不是北平人专有的，是全中国各处人都有的。记得今年夏季，内人在上海晤到蔡孑民夫人，蔡夫人对于上海某医院索价之凶，医生之可恶，看护妇之狰狞，亦不胜其感慨。可见在这一件事上，我们要是不问，也就罢了；若要问，非联合全国人民，请政府定出个极严厉的取缔的方法来不可。

　　东拉西扯，稿纸已写了二十三张。若再放肆，再有二十三张也写不完，不如留些材料在肚子里，到下年《北新》再出特刊时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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