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四声实验录》序赘

《四声实验录》序赘

　　承吴先生替我这本小书作了一篇长序，不但使我的书增加了许多光荣，而且使我自己也增加了许多学问，改正了许多观念，我真感激万分。但是读完了他序文以后，觉得除“喜玛拉耶山”“最高度成绩”……等话，当然不能承认外，不免还有许多话要说。因此破空造起一个“序赘”的名词，来赘上几行。

　　我觉得我这部书，是研究现象的书，不是创造或推行某种主张的书。因此它永远是两面兼顾的：它永远不偏向于任一方。甲方面可以认它为四声的行状，乙方面也不妨认它为四声的救星。它自己是无可无不可，只看你们如何的利用它。正如同是一个世界语，社会党可以利用它，军阀财阀又何尝不可以利用它呢？

　　但我的书是如此，我这个人却不能如此。吴先生说我一向是废四声的信徒，我可以说：正是。不过这里面，还有几件事应当分别而论。

　　（一）注音字母与四声。注音字母是标示音质的：它根本上就没有兼标四声的任务。所以假使有人，因为它不能兼标四声就要根本推翻它，我们虽然不敢竟说这等人是糊涂，胡闹，而他们闹得甚嚣尘上时，我们总不妨且闭着眼。

　　（二）国语与四声。我在《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篇短文里，已有过“国音乡调”的主张。此所谓调，不是语调，是字调，就是四声。既如此，可见我当时虽然没有明说废四声，而四声之可废，却已不言而喻。但我也并不说我的国音乡调说实行了以后，大家用国语谈话，竟可以绝对不因没有“国声”之故，而不起纠纷。不过即使有纠纷，也总是很少的，偶然的。若然我们拈住了一些，就要扯动全体；拈住了偶然，就要概括一切，那就不免什么事都搬不动，办不了。且从旁面举几个趣例：上海朋友说：“我要吃碗水。”我们江阴人听了不免笑个前仰后合。江阴人说：“我要洗脸。”宜兴朋友听了又不免笑个后合前仰。苏州老爷用了个江北老妈子，端上面汤来，说声“老爷洗罢”，老爷可是勃然大怒了。再如几位上海朋友初见面，请教尊姓：胡，吴，何，或者是成，陈，程，承，若然不将古月，口天，人可，超脚，耳东，禾旁，束腰等中国式的拼法连同说出，岂不要闹得大家通谱，诸如此类，都是音质上的纠纷，并不是四声上的纠纷。但音质之于语言，比四声重要得许多。所以音质上起了纠纷，比四声上所起纠纷，更应注意。但这种音质上的纠纷，若是我们耐着心，把它一个个的检拾起来，也竟可以很多，而按诸实际，它并不能在语言上发生何种的障碍，或使语言的全体，感受何种的不安，又是什么缘故呢？我说：这由于它虽然有发生纠纷的可能，而使它能于发生纠纷的时会，可是很少；它虽然不见得百年难遇，而若就每人每天平均说一千句话计算，恐怕有这样的纠纷的，至多不过一句两句。以一二与一千相比，便大胆说一声不成问题，也未尝不可。因此我想，假使我的国音乡调说竟能受社会的容纳，其结果即使因为有国音无“国声”之故而起纠纷，其纠纷必比原来自然语言中所有的音质上的纠纷，更形微弱。现在我们对于此一纠纷，尚视为不足注意，则将来难免不发生的彼一纠纷，当然是更加不足注意。就我自己说，我在北京住了三年，说我的蓝青官话，因音质上，名物上，成语上，语法上所起的纠纷，也就不在少数；而因四声上所起的纠纷，我所记得的，却只有二次：一次是说一个“瓶”字，一次是说一个“卷”字，都叫人不懂，其余是我的至今改不了的江阴四声，竟完全能适用于蓝青官话。我们若是把这三年二次的纠纷率，增高到五百倍，即是三年一千次，一年三百三十三次，一天还不到一次。以这样小的成数还要“概不抹零”，恐怕未免没趣罢！

　　我现在的见解，以为有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和一部《国音字典》，我们所希望的国语，已算是呱呱坠地的了。此后我们要如何的抚养它，如何的培植它，总该从大处着力，不应常把小事来牵掣。音的统一是有了张本了，辞的统一怎么办，我们计算到了没有？国语文是有人能做的了，而语法上的差异，还非常之多，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使这种差异渐渐减少，而终归于统一？更进一步，应当用什么方法使国语的语法，愈加规则，愈加简单，而一方面仍无背于语言之自然？更进一步，我们都知道这初出世的国语，机能是很薄弱的，我们应当如何使它增进？如何使它能兼有文言及自然语之长，而且更加进步，使它在运用时，灵活到最高度，表示力充满到最高度？最后是如何将埋藏在我们中国语言中的美，使它充分发展出来，使国语于日用境界之外，别多一文学境界？这些事，一方面自然要靠着研究国语的学者，拼着头白老死的功夫去研究；一方面还要靠用国语作文的文人，拼着头白老死的功夫用心去作国语文。可惜我们中国人讲言语，向来是讲声音的兴致最好。所以说到辩论声音，小则打架，大则开仗，武库里刀枪剑戟，什么都有！声音以外，就不妨姑且缓谈。我现在敬告同志：国语问题中的音，已小有结束，即略有枝叶问题，也不必老是杀鸡用牛刀；音以外的事却还很多，而且全未动手，请大家改换个方面罢！

　　（三）语言教育中的四声。所谓语言教育，看去似乎和前段所说的国语同是一物，因为现在正在推行国语教育，一般人以为国语教育之外，更无所谓语言教育了。但我的意思不是如此。我以为国语与方言是并立的：方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方言既不能消灭，在方言中就有了语言的教育。而这语言的教育，却并不关于书本：小孩子初会说话，有人教他说“妈”，他说“妈”，就是语言教育的第一课。我们中国人向来不注意语言的教育，所以语言的能力，比较薄弱。就我朋友中说，语言最干净，明白，有层次有条理，而声调的高低起落，又恰恰合度的，只有三个人：胡适之，马夷初，康心孚，心孚可是已经死了。此外，似乎无论何人都有点缺点。最普通的是话说不出时，“这个这个……”的不了，而某先生的“仿佛”，某先生的“似乎”，某先生演说二十五分钟有了一百五十九个“然而”也都别有风趣！

　　诸如此类，并不是我喜欢吹毛求疵，只是借些现成的事实，说明语言中自有教育；而这种教育，却并不是国语所专有，是方言中也有的（若然是方言还没有消灭的话》。

　　在国语的教育中，如我所说，四声已经不成问题的了，在方言的教育中怎样呢？我说也不成问题，前两月中我己有一封信，与玄同讨论此事。信未留稿，大意是说中国一般人对于四声的观念，即附属于音质观念之上，并不特别提开；把他提开的，只是一班讲声音的人。因此，臂如把刘柳两位，同时介绍给一个外国人，他未免要闹得头痛，若介绍给一个中国人，就丝毫困难没有。这因为是外国人心目中，把刘与柳打了个同音的底子，再去辨声的异同，所以困难；中国人心目中，却以为刘与柳是两个不同的音，刘与柳之在心理上，其距离竟可以相等于刘之与吴，所以全无困难。因此，在语言的教育上，只须把字眼咬得清楚；字眼咬清楚了，正不必道在迩而求诸远，说什么四声五声八声，而四声五声八声却可以自然就范，自然说得正确。我们到乡下去，找个目不识丁的农人谈天，他出语不免有雅俗之分，而四声的辨别，却同我们一样的精确；但他何尝有过工夫，放去了锄头来嗡什么平上去入呢？我们在这上面深思其故，就可以胆大的说：四声在语言的教育上，不成问题。

　　（四）四声的根本打破说。这也是我同玄同谈过的。我以为四声的根本上存在不存在，只有语言自己有取决之权，我们无从过问。我们尽可以有十二分以上的理山［由］，说它可以不要，或者是要不得，而它自己不肯消灭时，我们竟是奈何它不得。正如男子的乳头，有什么用处呢？但是我有它，玄同有它，吴先生有它，我们三人竟不能割去它。所以吴先生说：“尽管我们永远用不着去理它，它还是永远含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语［言］文字里面，无论在单音里面，在复音里面，他都存在。”

　　承吴先生收我为信徒，所以我秉承着他教主爷的旨，宜传这么一会子的教义。但到了此处，我就要说声“亚门”了。教士到说了“亚门”，走出教堂以后，本来就什么都可以随便，所以我以下所说的，许不免是左道旁门的话头了。

　　（五）诗的声调问题中的四声。我常常怀疑：中国韵文里面的声调，究竟是什么东西构造成功的？说是律诗里的仄仄平平仄罢，可是在古诗里并不这样，而诵读起来，却也有很好的声调。况且便就律诗说，仄仄平平仄是固定的，而甲地的仄仄平平仄，实际上又完全不同于乙地。那么，声调声调，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呢？我曾把这个问题问人，人家说：这是自然的声调！唉，天下着雨，请教天文家：这是什么缘故？而天文家可是说：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我为着这问题，已经费过许多的工夫，希望能将所得的结果，做起一部《汉诗声调实验录》。但是经过了屡次三番的小成功，却都被屡次三番的小失败推翻了；所以直到现在，简直还没有半句具体的话可以报告。不过我总痴心忘［妄］想，以为能有一天，可构成一个新说，使它能于配合一切体裁的韵文，一切地方人的声口。到那时，如果我所发见的完全无关于四声，便有千万个的唐诗选诗家同我反抗，我也要把四声一脚踢开。反之，如果我所发现的仍不免有关于四声，那么，“君子不贵苟同”，虽以吴先生及玄同的学问上的威权，我也不容易屈倒。

　　为什么我对于这问题，似乎癖好甚深呢？这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胡诌几句诗，更喜欢的是胡诌几句白话诗。目下白话诗已有四五年的寿命了，作品也已有了不少了。但是一班老辈先生，总是皱着眉头说：白话诗是没有声调的。便是赞成白话诗的，同是评论一首诗，也往往这一个说是声调好，那一个说是声调坏。我们对于老辈先生的愁眉苦脸，能自己造起一个壁垒来么？对于白话诗的评论者，能造起一个批评的标准来么？同时对子白话诗的作者，能有一个正确忠实的声调向导，引着他们走么？亦许不能；但如其是能的，那就唯有求之于原有的诗的声调。唯有求之于自然语言中的声调，最要紧的是求之于科学的实验，而不求之于一二人的臆测。我相信这东西在将来的白话诗国中，多少总有点用处，所以虽然很难，也要努力去做一做；不幸到真没有办法时，自然也只得放手。

　　（六）语系问题中的四声。我常以为我们东方的语言，究竟还要靠着我们东方人自己研究；西方人的扣盘扪烛，虽然也有不可尽废之处，大体总有些不可靠。因此对于一个至今未决的中国语系问题，也打算大胆去研究一下。记得有人说过中国西藏安南等语言，都是多声制，他们系统上的关系虽不甚明了，而这同是多声一点，却不可轻易放过。我在三年以前，不相信这一说：以为多声是单音语中免不了的现象，与其问它为什么多声，不如问它为什么单音，所以多声与语系无关。现在一想，这话错了。我还没有切实研究它，怎就能断定它无关呢？我们研究这样的大问题，无论是怎样小，怎样可笑，怎样在表面上全无用处的材料，都不宜放松一点：愈多愈好，必须研究完了，才可以取的取，去的去。所以在这四声上，我打算先就国内各方言区域研究清楚，把各声随着地域变化的形迹画起图来；然后照样的研究国外的声，也画起图来；于是看：这声的变化，由国内而及于国外，接笋不接笋？趋势是怎样的？这样研究的结果，亦许不能，但亦许能在语系问题上，发见了一些什么。如其能，最好；不能，也不过多费去一些工夫，没甚关系。要是不加研究就把它放弃，总有些不忍，总有些不该。

　　因有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还未能完全证实与四声无关，所以四声虽然送进博物院，我还不免跟进博物院去研究。这却应当敬请教主爷特别慈悲，网开一面，暂且不要把他一闷棍打倒。可是我并不以为青年有用的功夫太多，别种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少，大家应当尽在这四声上闹得永远不了；我以为像我一样的宝贝，有了一二个也就很够了。

　　但是，你即使能把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研究清楚了，究竟能有什么用处呢？这我就不得不直招：无用！吃饱饭！没事做！说清话！等于马二先生的“文章以理法为主”！可是人类中偏有这样不可解的怪事；即如最时髦的《相对论》《心理分析》等等，说来说去，能说得出一半片黑面包来么？因此，我对于这最后一问，只能回答一声“不能答”。

　　但是我们虽然有吃饱饭没事做的时候，也曾有过饿肚子的时候；所以我读了吴先生序文中论假名式的利器一段，觉得他说得周到到万分，痛切到万分，使我佩服到万分，感动到万分。从此以后，苟有机会可以做些马二先生以外的事，一定竭力做去。

　　最后还有一些小事应当声明，就是吴先生序文中所引用的我的话，都是我写给吴先生的信里的话，并不是在什么地方正式发表的话。我写信是向来很聊［了］草很随便的；尤其是有一封给吴先生的信，在晚上两点钟以后，不到一点钟功夫，写了六十多行，真不成东西！这里面有“闭眼胡说”四个字，直到吴先生引用了才觉得，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闭眼胡写的？我有什么证据可以断定人家是闭眼胡说？我有什么权力可以说人家是闭眼胡说？我今郑重声明，表示我无限的歉意。又，吴先生所引“四声之构成”一段话，只还是我的一个假定，其中颇有研究改正的余地，一时还说不到发表；不过关于阴阳清浊一层，我本已作成了一篇《南方语中的清浊音》，近因打算把南方的清浊，与北方的阴阳合论，重加增改，暂时搁下；发表之期，却总不远。可是说来说去，我终还做了我自己所骂的人：讲声音的兴致太好呵！

　　1922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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