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旧(4)|刘半农_梦远书城

北旧(4)

　　新兴的文物机关是古物保管委员会。此有总会与北平分会之别，但均设于团城之内。总会主任委员是张溥泉先生，分会主任委员是马叔平先生。这两位，一位是国家的大老，一位是考古界的老大，以任斯职，真可谓人事相宜矣。但委员会只是个监察机关，并无积极的事业可办，所以平时异常清闲，职员们到会划到之后，或静赏团城风景之美，或组织圆坛印社而致力于刻印，亦盛业也。但有的时候，即使有事，也不容易办得圆满（曰“有的时候”者，非全称肯定也）。譬如什么地方的土豪劣绅，用非科学的方法挖掘古董，会中要设法禁止，他有他的“地头蛇”的资格，睬也不睬你。或者是，什么人的兵要砍伐什么地方的古树变价，你去禁止，正所谓“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或者是，有一家古董铺子要将某宗古董卖给外国人，等到你听见了去调查，调查了去扣留，说不定他早已设法运送出口了。即如去年的东陵案，当时文物维护会与古物保管委员会两方，也卖过不少的气力，闹了许久，也没有看见个“水落石出”。所以我向张溥泉先生说笑话：“先生，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也；其在前清，则大红顶子直隶总督也。以大红顶子直隶总督而犹无能为力，则知中华古物之保管，盖戛戛乎其难也！”

　　说到了古物保管委员会，就不得不想到安得思那小子！他本是个流氓（诸公如其不信，见面便知端的），学问平常，只是因为挖到了恐龙蛋，美国人就替他大吹特吹，说是二十世纪十大发现之一（我国袁希渊先生，去年在天山一带，不但发现恐龙蛋，而且发现大小恐龙骨数十具），他于是乎趾高气扬，以开山刨地，翻尸倒骨为终身的职业。他被美国纽约天产博物院任为中亚考古团团长，带领大队人工，到内蒙一带去挖掘古物，前后已有七次，每次总是挖了几十几百大箱的东西运出去（北平弓弦胡同有一个永久办事处，足见其规模之大），中国政府既不过问，人民更是全不知道。到去年夏季，他又从内蒙挖了八九十箱东西运回北平打算从北平运往天津出口，却被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查到了。再一查他的护照，却并没有中国政府允许发掘古物字样，只是允许打猎而已。夫打猎乃地面上之事，打猎而可入地，恐怕美国字典中没有这样的解释罢。于是他虽然强项，也不得不相当的就范。结果把他那八九十个大箱子一起打开，请专家审查，该扣留的扣留，该发还的发还；同时还订了一个协定，由他承认：此后如再往内蒙一带发掘，不得自由行动，须先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双方订立办法，经由中国政府批准后，方可实行。这在中国方面，已经客气到万分的了。要是咬定了他护照上只许打猎一句话，即使把全部八九十个箱子一齐扣留，他也无屁可放。可是，他一面写了“伏辨”，一面却怀恨在心，怂恿了北平的各鬼子报，将文物古物两会大骂特骂，说我们此举“是妨害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这种鬼子报，先天里就带着要骂中国人的使命，犹如狗的先天里，就带着要吃屎的使命，所以我们也只是置之不理而已。

　　到今年春季，安得思想再到内蒙去，根据着去年所写伏辨中的话说，来同古物会接洽（其时文物会已停止进行）。古物会就将两年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所订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办法给他看，要他照办。他那里肯照办呢？他表面上虽然说出了许许多多的不同之点，而其实，有一点最不同，是他没有明说而我们看出来的，就是：瑞典是小国，美国是大国，大国有威风，不能照小国的办法！不办就拉倒；而他又死不肯放，横一回竖一回来同我们商量。大约每星期商量一次，经过了十多次，才渐渐的有一点眉目。正预备要签订草约了，他忽然食言而肥，将前后所讨论的，全都推翻。于是乎北平各鬼子报的骂声，又突然飞噪起来了。他一面向我们决裂，一面却电请天产博物院院长欧司本找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国驻美伍公使交涉，伍公使照电王外长，王外长照电古物会，——这样“城头上出棺材”，打了老大的一个圈子，其目的无非想把从前已经讨论得有眉目的条件，再大大的减轻而已。但大帽子尽可以压下来，我们这班古物会里的宝贝，却也有铁硬的头皮顶着。于是乎王外长来一电，我们复一电；来两电，我们复两电；来三去四，终无结果。后来王外长自己到了北平，我们约他到会里来谈谈，他就说：“我们很希望美国国务卿将来帮助我们撤消领事裁判权，所以在这种小事上，最好退让一点。”（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后来又觉得话说得太具体了，改口说：“也未必一定是撤消领事裁判权一件事。总而言之，外交上的手腕，是你拉我掣的（说时，以两手握拳作拉掣势）。小地方吃点亏，大地方总可以占些便宜。”（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他这样一说，竟把我们几个宝贝说呆了。原来我们做的事，竟足以妨害撤消领事裁判权，竟足以使我中华民国“革命的外交”上占不到大便宜，这还了得！老苍在上，鉴此愚衷：我们的爱国心，实在不下于王外长；连忙拨转舵来，向王外长说：“得啦得啦！要是真能在这件事上吃些小亏而使国家占到大便宜，我们也未尝不愿意把当初所讨论的条件重加考虑：但求于原则无背，我们总可以退让一些。”于是王外长也很满意，呜的一声，汽车开了。过几天，安得思从王外长处得到了好消息，约我们面谈一次，我们就把最后让步的限度告诉了他，由他电告美国欧司本。再过几天，安得思又约我们面谈，我们想，这大概是“我们的好消息”罢，中国外交上占大便宜的机会到了。不料一见面，他就说：“奉到欧司本来电，不得与古物保管委员会订结任何协定。”啊哟哟，老天爷降福于我们的王外长啊！劳你驾，费你心，叨你光，中国外交上的大便宜已经占到了多少了？而我们几个呆子的脸，可丢到了裤档里去了？……这时候，一般鬼子报的骂声又起了。

　　但是，这还不算妙，妙的还在后面。两星期前，我忽然接到美国寄来的一本《科学杂志》（Science, Vol. LXX.No. 1813），其中第一篇文章，便是关于这一次交涉的经过的报告，作者就是天产博物院院长欧司本。这报告里说些什么话，当然是可想而知：无非把“妨害文化”“不懂科学”等等罪状，一起加在我们身上。可惜有些遗憾，他把两年前与斯文赫定交涉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现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并做了一谈，他又错认古物保管委员会是个私立的机关，说中国政府已经答应了，偏有这私立机关从中作梗。据说欧司本是个有学问的老者（因为他的一门学问我不懂，所以只得据说而已），不比安得思是个纯粹的流氓。然而糊涂至此，亦殊可怜。大概是太老了，快要到地里去了，所以对于地底下的事，转比地面上的事更清楚了！

　　他在杂志里夹着一页信，是他亲笔签名的，其末段说：“在十一月中（原信十月二十二日写），我要向华盛顿的中国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和美国总统，重新提议这一件。同时我请你向北京（“京”字照译）的美国公使，和我们的团长安得思博士接洽，表示你对于中亚考古团的科学上的重要，能于领会，……”吓！好家伙！你一面做文章骂人，一面还要叫我去向美国公使和安得思磕头！欧司本老先生，这还是你太滑稽了呢？还是我刘半农的骨头太贱了呢？

　　写到此地，就算把北平的文物机关方面的事写完。以下按照预定的程序，应当写北平的学校方面的事了。但学校方面的事，是不容易写的；虽然我也很想写上十张八张，多骗李老板几个钱稿费，可是再三考量（此再三考量四字，用得颇有文质彬彬之概），终以不写为是，——即此只当不知，闭上眼蒙头大卧了事。

　　为山本大夫扬名

　　小女若子本月十六日晚呕吐腹痛，请旧刑部街山本忠孝大夫诊视，云系胃病。夜半腹剧痛，病人自知系盲肠炎，内人雇汽车亲自去接，而山本大夫，仍称是胃病，不肯来诊。至十七日晚，始言是盲肠炎，候次日检查血液再说。十八日下午电覆云，并非恶性，药治可愈，割治亦佳。唯日华同仁医院割治无生还者，万不可入，嘱进德国医院。当于即日进院割治，则盲肠已穿孔成腹膜炎，不复可救，于二十日晨死去。窃思医生误诊事尚可原谅，唯如山本大夫迁延掩饰，草菅人命，殊为希有，特为登报扬名。幸病家垂鉴焉。

　　周作人启

　　这是十一月三十日《世界日报》的广告；第二天的广告，题目改为《山本大夫误诊杀人》，“唯日华同仁医院割治无生还者万不可入嘱进”十九字改为“指定令进”四字；“特为登报扬名”改为“特为发表”。

　　十二月四日，岂明又在《华北日报·副刊》里，发表《若子的死》一文，其末后两段云：

　　关于医生的误诊我实在不愿多说，因为想起若子的死状不免伤心，山本大夫也是素识，不想为此就破了脸。但是山本大夫实在太没有人的情，没有医生的道德了。十六日请他看，说是胃病，到了半夜复又剧痛，病人自知痛处是在盲肠，打电话给山本医院，好久总打不通，我的妻雇了汽丰亲自去接，山本大夫仍说是胃病，不肯来诊，只叫用怀炉去温，幸而家里没有怀炉的煤，未及照办，否则溃烂得更速了。次晚他才说真是盲肠炎，笑说，“这倒给太太猜著了。”却还是优闲地说等明天取血液检查了再看。十八日上午取了血液，到下午三时才回电话，说这病并非恶性，用药也可治愈，唯如割治则一劳永逸，可以除根。妻愿意割治，山本大夫便命往德国医院去，说日华同仁医院去，说日华同仁医院割治者无一生还，万不可去，当日五时左右在德国医院经胡（Koch）大夫用手术，盲肠却已溃穿，成了腹膜炎（根据胡大夫的死亡证书所说）过了一天遂即死去了。本来盲肠炎不是什么疑难之症，凡是开业医生，当无不能立诊断，况病人自知是盲肠，不知山本大夫何以不肯虚心诊察，坚称胃病，此不可解者一。次日既知系盲肠炎，何以不命立即割治，尚需取血检查，至第三日盲肠已穿，又何以称并非恶性，药治可愈，此不可解者二。即云庸医误诊，事所常有，不足深责，但山本大夫错误于前，又欺骗于后，其居心有不可恕者。山本大夫自知误诊杀人，又恐为日本医界所知，故特造谣言，令勿往日华同仁医院，以为进德国医院则事无人知，可以掩藏。家人平常对于同仁医院之外科素有信仰，小儿丰一尤佩服饭岛院长之技术，唯以信托主治医故，免往他处，虽或病已迟误，即往同仁亦未必有救，唯事后追思，不无遗恨，丰一来信，问“为什么不在同仁医院，往德国医院去？”亦令我无从回答。山本大夫思保存一己之名誉，置病人生命于不顾，且不惜污蔑本国医院以自利，医生道德已无复存矣。及若子临终时山本大夫到场，则又讳言腹膜炎，云系败血症，或系手术时不慎所致，且又对我的妻声言，“病人本不至如此，当系本院医师之责，现在等候医师到来，将与谈判。”乃又图嫁祸于德医，种种欺瞒行为，殊非文明国民之所宜有。医生败德至此，真可谓言语道断也夫。

　　我认识山本大夫已有七八年，初不料其庸劣如此。去年石评梅女士去世，世论嚣然，我曾为之奔走调解，今冬山本大夫从德国回北平，又颇表欢迎，今乃如此相待，即在路人犹且不可，况多年相识耶！若子死后，不一存问，未及七日，即遣人向死者索欠，临终到场且作价二十五元，此岂复有丝毫人情乎！我不很喜欢友仇反复，为世人所窃笑，唯如山本大夫所为，觉得无可再容忍，不得不一吐为快耳。若子垂死，痛恨山本大夫不置，尝挽母颈耳语曰，“不要让山本来，他又要瞧坏了，”又曰，“我如病好了，一定要用枪把山本打死。”每念此言，不禁泣下，我写至此，真欲笔搁不能再下。鸣呼哀哉。父母之情，非身历者不知其甘苦。妻在死儿之侧对山本大夫曰，“先生无子女，故不能知我怎样的苦痛。”山本大夫亦默然俯首不能答也。

　　岂明是我的老朋友，若子又是我女儿小蕙的好朋友，所以若子之死，我也异常感伤。但若子之死，只是无量数牺牲于混蛋医生者的一个例。死者已矣，我们活着的人，既不能担保永远没有病，尤不能不有和混蛋医生接触的机会，那真是危险到万分。

　　我们一旦有了病，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请西医好，还是请中医好。这在以骂中医为职业的某君，自然不成问题。但胡适之马隅卿等都害过重病，西医医不好，却给中医医好了。这又使我们对于中医，不得不有相当的信仰。但适之说：“中国的医，是有医术，没有医学。”有术无学，是带一些危险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仍旧要舍中医而就西医。

　　说到西医，就得要问：究竟是私家小医生好，还是大医生好？我的意思，总以为小医生比大医院要好一点，虽然设备不能很完全，却因就诊的人少，医生比较可以静心些，又时时须顾到营业的前途，不能像大医院那样“出门不换货”，似乎危险的成分，不至于很多。现看若子女士即死于山本之手，竟使我连小医生也不敢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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