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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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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编辑部有人来,要我对目前的小说写几句话。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因为忙,对近二三年来出版的小说我读的不多,不可随便发言。再说,以我读过的那些新小说来看,它们都是我写不上来的作品,更不可草率评论。那么,就这么办吧:我只就阅读过的那一些略谈印象吧。既是印象,便谈不到精微的分析,所以我不准备“提名道姓”;那些作品我只读过一遍,还没有了解透啊。 我觉得我们的新小说多数是健康、干净的。这是个了不起的特点。读了这些小说,我有这么一点体会:我自己当初写小说,可以说是自发的;今天大家写小说,都是自觉的了。这是个思想上的跃进。因为是自发的,所以我没有个中心思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现在大家所写的呢,几乎都是亲身经历过的革命斗争,作者自觉地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这样,作品就与革命斗争拧成了一条鞭,所以能够振奋人心,激发斗志。文学而与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就必能反映人民怎样经过多年血战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伟大事迹。这种题材是具有史诗的性质的。 看一看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文学商品,或故作惊奇,而言之无物;或颓丧无聊,愁容病态;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出我们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健康可喜,干净可爱了。在那些国家里也时有进步的作品出现,可是还没有成为气候。我们呢,有党的关怀,人民的爱护,和革命理论与现实的鼓舞,就天朗气清,东风和畅,以革命斗争的事实,写出爽朗严肃的作品,成为风气。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在这个新的风气里,我们的短篇小说也斗志昂扬地成为战斗的武器,并且产生了像匕首般短小犀利的小小说。可以说,我们的小说,不论篇幅的长短,都是不断革命,节节胜利的鼓舞力量。党的领导,总路线的光芒,作家的深入生活与劳动锻炼,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与思想改造,全民大跃进的鼓舞,使作家们心里健康了,干净了,从而自觉地写出了健康、干净的作品来。专凭作家自己的本领,而没有党的培植和社会给予的创作条件,是不会树立起这个新风气的。 这可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已登峰造极,无可疵议了。我们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首先是,我们的文字还嫌粗糙。我说粗糙,并非是说大家的文字都毫不讲究。不是这样。大家的确是用了心思,各有得意之笔。我是说,在这些得意之笔之外,往往有松了劲的地方,塌了下去。这些败笔往往是在叙述事实的地方。我想像得到:当我们刻画人物和描写风景的时候,我们都费尽苦心,想以最精采的文字配合上去,以期人如生龙活虎,景富画意诗情。及至叙述事实,我们就以为这是过场戏,随便交代一下就算了。于是,全篇文字就不一致了,有精有粗,瑜瑕互见。我们应当努力矫正此弊。要知道,越难写的地方,越要出奇致胜。叙述事实就是不容易写的地方,我们要设法既说得简单扼要,又活泼生动,叫写人、写景,与写事都在文字之美上有所创造。文字之美并不是作品的唯一的宝物,可是作品中哪里忽略了它,哪里便塌陷下去。文字之美应当与其他的构成因素相得益彰。 我们写的对话往往软弱无力。对话,据我想,不宜只负交代事情的责任,而也担起表现性格与思想的任务——这样才能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力的对话能够使人物突出。 其次,我还要谈到:我们的某些小说似乎还缺乏艺术的控制,照实备录见闻,不肯删减。事实上,小说不是事实的记录,而是给事实加过工的艺术组织。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以便有所选择,故事才能集中;集中才有分量。小说必须有些分量,不是絮絮叨叨,以多为胜。 记住控制,我们便不会被故事的表面价值给吸引住,而不顾其他。比如说:惊险的故事之所以往往浮浅,就是因为作者被故事的情节迷住,而忘了更高的目的;结果呢,故事写的很热闹,可是不够深刻。 惊险的故事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要留神别忘了人物的创造。人的价值应比故事的价值大得多。偏重故事的惊奇,往往使人物“日遭三险”,故作紧张。重视人物,则重点移在人怎么克服困难,使人物控制着事情。这就能写出人怎么改造与创造环境。 只顾细节,而忘了辨别什么是重大的和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什么是必要的和什么是不必要的。这就难免浪费了笔墨。我们的文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我们不能只顾不必要的细节而遗忘了伟大的使命。 载一九六〇年《新港》七、八月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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