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

三年来的文艺运动

　　三年来的文艺是该用红字标出的“抗战文艺”。在全部中华历史上，甚至世界史中，还没有与它相同的运动。其成因：（一）时代的伟大：时代是心智的测量器。在闭关自守的时代，虽明哲君子，亦只长了一个眼睛，只看四海之内，不见四海之外。今天，一个中学生也两眼齐用，看到了世界才能决定自己是立在哪里。一百年前，不会有此种抗日的战争，亦不会有此等抗战文艺。时代给心灵以活动的机会，在今日而不错过机会，即必成为抗战的文艺；时代奇伟，文艺运动遂成空前！（二）战争的性质：此次抗战绝非列国或五代或军阀时期的那些可有可无的小小战争，而是民族的灭亡或解放的选择与决定，战则生，降则亡，故必战，既战，我们有致胜的方法与决心。文艺，在这时候，必为抗战与胜利的呼声。此呼声发自民族的良心。

　　（三）新文艺的传统：时代的推动与抗战的呼号并不能唤起僵尸。每值离乱，骚人墨客辄多避隐。设今日的文艺者而避处租界，以声色自娱，或退隐山林，寄情于诗酒，文艺自然还是雪月风花，与古无异。但五十年来，文艺的革命与革命的文艺，心苦已久，习于战斗；昔之以身殉者为了革命，今之从事抗战宣传者亦为了革命，数十年的培养使大患临头有备无患。且因文艺革命的成功，文艺的传达工具已非之乎者也，而是白话，便于宣传。行动与工具两有准备，文艺者遂能应声上马，杀上前去。

　　（四）社会的需要：假若我们的教育已经普及，而且到处有报纸与播音，人人关心国事，天天读阅新闻，收听广播，也许文艺正应少写些战争，而从其他方面给人民与士兵一些安慰与愉快。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恰与此相反；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文艺就必须负起教育的责任，使人民士兵知道、感动，而肯为国家与民族尽忠尽孝。当社会需要软性与低级的闲话与趣味，文艺若去迎合，是下贱；当社会需要知识与激励，而文艺力避功利，是怠职。抗战文艺的注重宣传与教育，是为尽职，并非迁就。

　　有了上述历史的与社会的成因，抗战文艺便有了它自己的面貌，与旧有的脸谱全不相同。它是：（一）清醒的：它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而专心一志的干它的工作。抗战与文艺不能分开，正如抗战与军队之不可离异。它知道社会的需要，就去供给；它晓得自己的力量，而不惜力。虽然大家还觉得作的不够，可是要把三年来所有的抗战文艺作品搜集到一处，也该有相当的数目了吧？

　　（二）乐观的：因为它清醒的晓得自己是在作些什么，和为什么作，并且知道作出来有什么效果，所以它乐观。抗战文艺不是“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的眼泪文字，也不是“塞上长城空自许”的希冀与失望，更不是歌功颂德替谁来排场。它是看准了民族的出路在此一战，看准胜利必来，而与全体同胞齐出应战，一直到同唱凯歌。抗战文艺就是胜利的信心。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前例。

　　（三）直接的：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抗战文艺的突击，所以它也是直接的。

　　（四）行动的：文人的行动决定着文艺的行动。文人为集中力量而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文艺遂亦成为一致的，抗敌的。文人不相轻，文章乃不相骂，文人携手抗敌，笔尖遂一齐朝外。上有协会，为精神上的团结，下有战士，分赴战地与民间，于是文艺随着事实的接触而渐渐与军民相亲；书斋中的哼唧，与个人有病或无病的呻吟，遂一齐息止。文艺者在军民间去活动，文艺的本质乃由虚浮的修辞变为朴诚的纪录与激励。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抗战文艺的创造者还没有一个杜甫，却有一师笔兵。杜甫躲着战争走，笔兵敢上前线。也还没有一个陆放翁，放翁只为自己写诗，而笔兵不但为士兵百姓写诗歌戏剧，且为他们写信。放翁孤立，笔兵有组织。宣传之术，古人所无；古人为“传”自己，今人忘了自己——在庆祝胜利那一天而将抗战文艺付之一炬，亦无可惜，要紧的倒是良心无愧！

　　时代与社会的需要如彼，文人与文艺的行动如此，三年来的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已可测想：（一）人事方面：当然先由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说起。有文协，则文艺界的团结是事实；没有它，团结是空话。文协最初的目的，与现在的作用，全在目的。认清了这一点，文协便有了很大的成功；它已有了八处分会，和许多通讯处。否认这一点，而要求马变为牛，则文协亦可一言以蔽，曰“没大关系”！（后面还要讲到这一点，暂不多说。）

　　由团结发生的友谊，并不只是在作家们当中有了和睦的气象，而是也使他们的文字有了忠实厚道的气息；这是文格的净化与提高，这是建设！文人们的作品，不管是大小好坏，都是以生命的全力创造出来的；费尽心血力气的产物，不管是大小好坏，当然是敝帚千金，绝对不容别人插嘴说长道短。在这不幸而是必然的心理上，团结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文协在团结上的成功，即使在别的方面乏善可陈，也是难能可贵的。团结使大家的心张开了，减轻了自傲，看重了朋友，于是就能在一处工作，彼此批评，从而养起个新的文艺风气来。藐小的心产生不出来伟大的作品；现在，作家们因团结与友谊把每个人的心都交给了文协，个人的力量有限，可是大家的力量凑到一处便力举千斤了。

　　就私人来谈，三年来文人们似乎都以到前方去为荣。有的是受政府的任命，有的受报馆的委托，有的受友人的招致……情形不同，可是在全国所有的战区里，都有文艺者在采访，在宣传，在作政治工作。每个工作者到达一处，就象河水中投下一块石，立刻荡起一些文艺的波浪。这些人把文艺带到了前方去，给文艺以切实的试验。试验的结果是可靠的治疗文病的药方。这些药方使全国的文人们晓得了怎样才能教文艺更接近士兵与百姓。文人自动的开拓了文艺园地。同时也发现了文艺种种的毛病而加以改造。他们的工作，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经验，抗战文艺的材料多数是由前方带回来的。动的文人产生动的文艺，武装的写家产生抗战的文艺。

　　由人事的这两方面——团体的，个人的——我们看出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中的人的问题是（一）团体的——怎样扩大文协的影响与怎样加强团结；（二）个人的——怎样锻炼自己和怎样把文艺工作由个人的变为有组织的。关于这两点的评判，保留到末段中去说。

　　（二）文艺方面：不大明白真情实况的人，也许以为抗战文艺是文艺拉住了抗战死不放手。事实上，却是前方的将士，病院里受伤的弟兄，政治的宣传，民众的教育，敌后方的争取民众……都急切的需要文艺。只须到前方走几天，就可以看明白：除了军事的表现，就是文艺最出风头，军人要唱歌，要看戏，要看书，要纪录战绩，要练习写作……都是文艺的事。文艺之所以不离抗战，正因为抗战少不得文艺。

　　因此，三年来所有的文艺问题始终是一个：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上更有力量。这问题里所包含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实际的，因为抗战文艺，像前边所提到过的，是直接的——歌须能唱，戏须能演，小说须使大家看懂，诗须能看能朗诵。抗战文艺不是要藏之高阁，以待知音，而是墨之一干即须拿到读者面前去。

　　因为问题是实际的，所以由一开头直到今天横在面前的老是那两座无情的石山：“看不懂”是一座，另一座是“宣传性”。三年来所有文艺作品与文艺讨论都是要冲过这两重山去。不过冲过去即无力量可言，因为读众的读书能力的低弱，与抗战宣传的急迫，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在文艺者的心里，一向是要作品深刻伟大，是要艺术与宣传平衡。当他们看见那两重山哪，最初是要哭；后来慢慢的向前试步，一脚踩着深刻，一脚踩着俗浅；一脚踩着艺术，一脚踩着宣传，浑身难过！这困难与挣扎，不亚于当青蛙将要变为两栖动物的时节——怎能既深刻又俗浅，既是艺术的又是宣传的呢？这一难题，大家整整的作了三年，今天还没有完全交卷。

　　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到现在还有许多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为使此文简短，恕不引证。不过，它可也不是白卷。有些人已经作了不少专为宣传用的通俗作品，即使有人还不承认它们是文艺，可是也不能否人它们的确有用处。这个客观的态度虽未能一致拥护通俗化的办法，可是消极的也使力求深奥冷僻的心理减退了许多，在抗战中简直没有一篇东西是完全以艺术至上的态度写出的，这已经是给通俗化一点承认。再因三年来的试验与讨论，大家开始有个共同的领悟，就是假若完全照着旧模式写宣传文字已经有点效果，那么何妨再进一步而使新的样式也设法使民众能接受呢。这么一想，可就看见了晴美的天光，看吧，《水浒传》的俗浅并无害于它的伟大呀！看吧，当代的世界的文豪哪一个不是宣传而于艺术呢！是呀，俗深多，宣传艺术平衡，不扔掉旧的传统（起码须谈中国话），也不忽视世界的新潮（不关上大门打仗啊），这不是最自然最光明的中国新文艺——或新中国的文艺——的道路吗？这个发现是三年的劳力与心血的收获，多么大的一个发现啊！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在一方面理论的提出也许只注意到某一点，只顾了月亮而忘了太阳；在另一方面，创作上还没有足以证实这发现的伟大作品，虽然今天的文艺各部门已都被这个发现的新风所吹动。以下略事批评：

　　（一）人事方面：还是先说文协，以团结言，它有极大的成功；从别方面看，它有许多缺欠。第一，它很使青年们失望，因为它没法能给他们改文章，读稿子，指导文艺作法，使他们很快的成为新写家。这一点，文协虽感难过，但并不觉得惭愧，因为只要有钱，它马上能办起函授学校之类的事情来；现在，它没有这笔钱。至于说，使会员们于担任会务及操持个人的事务之外，再担任改文章，便不大合情理了。第二，它与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及后方的民众教育机关没有很好的联络。由它自己说，它没有够用的人与钱，去到各处活动。由前方与后方的各工作者或团体说，人员与事全都不会听文协的指导与指挥；人有所隶属，事有所承转，文协无从插嘴，不过是个民众团体而已。不错，各地的文艺者一定愿意听听文协有什么话讲，但是文协只能在精神上予以鼓励；实际的办法便无从提起。这个情形，使文协有时候显着虚无诚心！可是，要打破这不甚好的情势，定非文协自身所能作到的。就是对于文协的各地的分会，它也只能取友谊的态度，而不能象科长管着科员那样；它能发动，鼓励，维护大团结；至于各地方的工作就只好由各地方解决。假若它有几十万经费，当然情形就两样了；它既没有钱，那就只有以苦干的精神去给别人一点影响罢了。

　　我在这里指出了文协的最大的弱点的同时也为它解释了一下，因为假若文协要真成个健全的团体，就必须把这些弱点弥补起来；可是它绝没有力量弥补，除非外间给予它更大的援助与信任。经过这么一解释，我想，它在现时只能是个精神上的力量，还不能忽然改胎换面。

　　说到在各地方工作的人们，我可以说他们的痛苦就是他们的安慰！假若他们只是到各处去采访些写作的材料，那倒也容易，也就没什么可说。可是，由于他们的任务或是由于他们的良心，他们得把文艺的空气制造出来，得使不会读的能读，不会写的能写，他们须有文艺的修养，而且还要有组织与办事和教导的天才！文协的力量作不到他们的身边，而所隶属的机关又不给他们以确切的办法。他们干着急！我并不是在这里代他们诉委屈，而是说这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再也不应拖延下去！不用多说什么，只要晓得政治重于战争，宣传是一条防线这两个口号，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重视这问题了。

　　（二）文艺方面：抗战文艺的最大缺点，是政治上的效果远不及军事上的。这，不完全是作者的过错。这样原谅了作者，可并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只准说明，不许说暗的心态应普遍的改变过来。同样的，抗战文艺注意了军事，而忽略了后方的物质建设；这大概由于军事材料容易获得，而建设的真况不易打听或看到。政府应予作家以便利。

　　抗战文艺的质和量都还差得很多。作家生活的困苦影响到生产的精细与效率，而书商们的先顾自己的态度，也是使作家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产生的量既不足，而传播的力量又太小，以致军民都闹着精神食粮的饥荒。作家们自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搁置不问，遂使文艺运动受了很大的打击。

　　说到质的方面，差不多就是说到三年来文艺问题的讨论的全部。否定的批评，艺术至上的心理，都有声的或默默的鄙视抗战八股，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使抗战八股有所借口，尊崇艺术而也关心军事与胜利，并且知道民间读书能力确是低弱的人，却又深感不安，而不便开口。我以为，否定的批评等于虚无，自己开心，对人无益，力宜扫除。至于怜惜艺术而斥责粗劣的宣传品，正自大可不必；抗战八股毕竟强于《小上坟》，而《小上坟》固未被炮火轰掉。睁开眼睛看看老百姓，则认识了宣传品的粗劣亦自有其客观的需要在。再看有些青年们，无文艺修养，无人指导，而怀着一团热情，尽力于宣传，情有可原，功自所在，尤胜于开口艺术，闭口灵感，而永不动笔者也。为今之计，我们似应把事情分清：有文艺修养者该作什么，稍有修养者该作什么，无修养者该作什么，才是文艺总动员，然后，该供给大学生中学生什么，该供给能读书的士兵什么，该供给只能听不能念的百姓什么，都有个准备与供给，才是普遍的文艺运动。给人人写的机会，给人人读的东西。才高的可以写出一部《水浒传》，才短的可以编个小唱本。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这才能发动，才能推广；人无弃才，文皆抗战；伟大之作，永垂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以这包容的态度去倡导，则文艺日繁。以这客观的态度去探讨，则文艺日新——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以我们的真正经验与抗战热诚去开辟我们的道路。

　　载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重庆《大公报》“七七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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