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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不可不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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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现在主张亲俄,或替共产党辩护,或激烈地喊几声“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则即时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尊号:苏俄的走狗,受金卢布的驱使者,或野蛮的暴徒。在文明的、自命爱国的先生的口中,必定给我下一个定义:“你这小子是被共产党所诱惑的无半分判别力的青年,不得志的穷汉。”这么一来,我将成为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更罪大恶极的人了;依着捧喝党的门人及具有美国三K党的精神的人们审判,我是罪不容诛,应遭天讨的。 任你说我是什么,我都不愿意否认;不过你倘若说我是受金卢布的驱使者,我要顺便声明我是一个教书匠(喂!在中国现在大学内教书,只能说是教书匠,不能说是教授Profes-sor),倘若我今天不上讲堂,明天就没有饭吃;我不但没有看见金卢布是什么样子,就是连铁卢布也没有人送给我。这或者是我的倒霉罢?不然为什么醒狮记者,皇党,无政府党,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军阀,《时事新报》的编辑先生……天天说,一赤化了便有金卢布用呢?唉!总是我倒霉!赤化了还没有钱用,猪头三,阿木林!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我这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共产不可不反对》,我应当照着题目说话才是。如曾琦先生八股式的文章是何等的明了,是何等的文而对题!在《打破混乱与黑暗之时局》文中,一开首就说:“今日中国之时局,一极混乱与黑暗之时局也……”这样做文章的笔法,真是又老到,又中肯!倘若章士钊把科举制度恢复时,这种文章不得取第一名状元,也得取第二名榜眼!好羡煞人呵! 中国现在闹到如此地步,内有军阀之横暴,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弄得一塌糊涂!倘若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起码要叹息三声。“爱国!爱国!”这成为普遍的口号,就使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你是军阀的干儿子,你是妥协的反革命主义者,也绝对不会公开地反对。倘若谁个说爱国是不应该的,那吗,这小子一定是白痴,一定是浑蛋,或者是日本人或英国人。但是这种白痴的话,我们究竟没听见过。 爱国似乎大家是一致的了。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谁个是真正的爱国者,谁个真正能尽爱国的责任。 在中国,也就同在别国家一样,有所谓穷人和富人的差别,有所谓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化。呵!请曾琦先生们(我又说到曾琦了;这大约因为曾琦先生以提倡国家主义的首领自命,而拚命反对“劳动阶级”这件东西的原故)。恕我!我把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分开了,这的确应得煽动阶级斗争的罪名。不过我看见中国社会内的确有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化,你叫我不说出“阶级”这两个字来,我怎么能够呢?若曾琦先生们(呵!现在我再加说一句戴季陶先生们)。施出茅山得过的法术,祭起遮蔽眼睛的法宝,那我倒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但是,这种遮蔽眼睛的法宝,还没见得祭起。我的两眼仍旧要发生效力。 劳动阶级能够真正爱国呢,还是资产阶级能够真正爱国呢?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虽然曾琦先生们和戴季陶先生们不高兴“劳动阶级”这个讨厌的东西。 九年前,我也曾同许多朋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差不多都以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内有军阀的专横,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好日子过,就是资产阶级也感着不能伸腰抬头的痛苦,中国现象需要国民革命——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而国民革命在实际上是偏向于资产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应在国民革命中站主力的地位,应比任何一阶级要勇敢些。谁知这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不但不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而且逐渐表现出自身之妥协性和反革命性。中国劳动阶级虽然是幼稚,虽然是力量不强,但在每一次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运动中,都是出死力,都是站在炮弹的前线上。例如二七京汉路的流血,香港海员的罢工,广州革命政府对于反革命军阀及商团之平服,都足证明中国劳动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是不可磨灭的力量,是一支主力军。尤其是在这一次五卅运动中,中国劳动阶级表示出自身反帝国主义之坚决的精神。 我们掉转脸来看一看中国资产阶级是什么态度。在二七工潮中,资本家与军阀及英国帝国主义者勾结一起,残杀无数的铁路工人。广州商团——中国资产阶级的军队,明目张胆反对国民革命政府,与反动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相勾结。广州每一次反动军阀叛变时,所谓买办阶级无不唯力是视以辅助之。这一次五卅事件发生,资产阶级因一时的爱国冲动,为顾全面子起见,也罢了几天市,但是不久便慢慢妥协起来,还是开开门做生意,问你什么爱国不爱国,亡国不亡国,钱横竖是要赚的。上海的工人可以饿着肚皮继续罢工,而上海的资本家却不能少赚几个钱,多罢几天市;相形之下,谁个爱国,谁个不爱国,是显而易见了。 自从中国劳动阶级现身于政治舞台之上,一方面中国国民运动的力量大为之增加,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却因之对于国民革命运动裹足不前,其惧怕劳动阶级的心理,比惧怕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心理要甚几倍。也就如俄国未革命前的情形一样:俄国资产阶级本很讨厌皇室帝制的腐败,思有以推翻之,但同时可恶的劳动阶级却蓬蓬勃勃起来了,似觉比皇室帝制更可恶十倍;这末一来,俄国资产阶级宁愿与皇室帝制妥协,而以为劳动阶级是一定要压抑的。中国资产阶级何尝不痛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专横?但是罪恶滔天的劳动阶级起来喊什么“阶级斗争”,“共产”,“社会主义”……这末一来,可是把中国资产阶级吓得屎尿横流,连国都不要爱了!……亡国倒不要紧,赤化是万万不可以的呵! 资产阶级之所以抱如此的态度,其理甚明,所谓卑之无甚高论,资产阶级的生命是财产,因之它第一个责任,就是保护自己财产之安全;财产安全后,才能说到其它问题。资产阶级之所以要爱国,是因财产的关系;资产阶级之所以不爱国,也是因财产的关系。做亡国奴是可以的,只要财产不完全被损失;向外国人喊祖宗爹爹是可以的,只要财产得保障,倘若不亡国,而产却被人共去了,这如何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呵!……国可不爱,而共产则不可不反对! 法国大革命本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到了雅各宾党执权时,一般穷人闹什么面包问题,于是法国资产阶级不革命了,而跑向英德皇帝的面前求援助。俄国革命后,野蛮的劳动阶级把俄国占据了,于是资产阶级不要俄国了,连忙求英美各国政府援助,将俄国封锁起来,务使俄国不达于亡不已。广州革命政府要革命,而陈廉伯先生——商团的首领,却不惜卑膝赧颜向香港政府——英帝国主义的机关——为将伯之呼号。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国可不爱,而共产则不可不反对! 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界的代表,《醒狮周报》社的一些先生们,天天直着喉咙喊国家主义,其实我们一看该报的内容,则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处少,而反对共产党之处多;也许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不过是他们的门面语,而反对共产党倒是他们的真心愿。曾琦先生(今日的曾国藩是也;鄙人恐列位不知,特此介绍)。说中国现受三种压迫:一、帝国主义;二、军阀;三、共产党。据他先生的言论前后看来,他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一个陪衬,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比帝国主义和军阀还可恨,所以应努力反对共产党。这末一来,所以《醒狮》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处少,而反对共产党之处多了,这足证明什么呢?这是说,帝国主义和军阀还不大要紧,就是什么“全民革命”也在其次;我们应极力反对共产党,否则,我们的产被人家共去了,还说什么国呢?……国可不爱,而共产则不可不反对! 朋友们!我宽一宽你们的心罢!中国现在需要国民革命,并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可能;中国共产党也不主张现在就来共你们的产;又何必这般害怕呢?还是爱国要紧呵!等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被打倒以后,那时才想法消灭共产也不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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