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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度蜜月去的人儿(3)


  “这样子怎么要得!?”于是她把棉被盖过去,但接着却异声的喊出了:“我的天!你怎么咧?身上这样烧得怕人呀……”

  “莫是人丹吃坏了?”她焦急的问。

  “你放心,不要紧的。”他勉强的说。

  其实他的声音已变样了;他自己也很知道这个病不是寻常,因而他就想到那种气味,那只苍蝇,和那个茶房了。

  因为她没有一点医学的常识,所以对于他这种突如其来的病症,着了慌,用她所有的智力也想不出一点头绪……于是那平常不曾觉得的各种响动,都乘机扰乱到她的心里来了。有时,她那充满着忧愁的眼光向他的似睡似醒的脸儿望着,眼泪就暗暗地奔跃了;倘若她忽然想到各种坏的现象的时候,她就仿佛见着一件沉重的东西压到身上来;甚至还把一种危险放到他的这个病症上面去,可是登时又极力去否认;后来,她痛悔她自己不应该学图画和雕刻,应当学医……

  他时时哼出普通病人的一种呻吟。

  “怎么办呢?我的天!……”

  除了焦灼和忧虑的心情,她简直想不出别的方法。这样,黑夜便完全消灭去,晨光又渐渐地显露了。当黎明以后的四个钟点,火车到了上海的时候,他的样子全变了:眼睛无光地深陷着,脸色苍黄,唇儿焦黑,……虽然用力去持撑,也几乎无力行走。

  等到躺在大东旅社那里的床上,他的病症似乎更加剧烈了,不住地哼着,有时还发疯一样的乱喊。

  她于是打电话给宝隆医院,挂了特等号请了一个外国医生。

  在医生没有来到,她看守着他,既不知是什么病症,便想先给他一点药吃,使他好过些,也无从为力了;只是一个人象很可怜的小羊迷路于旷野那样的感着周围是没有边际。……

  “假使基督能帮助这个,我也愿永远做一个信徒!”在无可奈何中,她甚至于这样思想。

  可是在这间近于四方形的房子里,除了钟机走动的声息,他的呻吟和呼喊,似乎一切都寂然,象在哀悼何种可怜悯的东西似的。因此她恐惧了,觉得一种不幸的朕兆已明显地铺在她的眼前,并且还有无数可怖的事情跟着那后面。

  “我的天……”

  当她忽然见到他似睡般倦倦地眯合去眼帘,忧虑便告诉她这是昏迷,于是她知道这病症的程度了,把整个的头放到腿上去,忍声的恸哭着。

  虽说有时他也曾从昏迷里清醒,喊着口渴,并且象平常人一样的安静,向她说许多安慰的话,其中还夹些属于爱情的甜蜜的语言;但危险的感觉已盘踞了她的全心,使她无法疑惑到这是昏迷的反证。

  真的,他的清醒还不到五分钟,便又苦痛地呻吟,和野人一般的呼喊,至于又昏迷。

  “当然!在飞来峰上我俩要照个相!……”有一次他忽然这样的呓语。

  这自然是给她一个更大的刺激……她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从脸上落到胸前去。

  “真不该度什么蜜月!……”她懊悔了。

  象她这样的境况,自然,惟一的光明便是医生的来到,而且从其口中吐出福音——说是担保这个病症绝无危险,只是极平常和很轻的一种感冒;那末她就不再去度这个蜜月,也就一切都很满足了。

  果然。在她热烈地,迫切地,并且象恭候着神圣降临那样的希望里,医生终于进来了。

  “我们的救星!”她几乎欢欣得要这样喊出来。

  可是医生却保持着他那英国人的傲慢,高昂的身体笔直着,长而硬的腿儿不曲地走进来;虽说曾看见她那种亲挚的恳切的欢迎,也旁若无人一样的把手套慢慢地脱下,慢慢地塞进裤袋去,又慢慢地脱下帽子。因此,她有点焦急了,便用英语对他说:

  “先生!我希望你能快一点诊视这个病人,因为他是很痛苦的。”

  医生从眼镜旁边看她一下,懒洋洋地说:“可以容纳你的要求。”这才从他的助手给他测验热度表,听筒,以及别种器具。

  因为他这时正在昏迷,所以空间便寂寥了。医生好象很用心的考察着病人的病症。那个助手便无声无息地站在医生身边。在这时,她张大眼睛,不动的向他发怔。似乎肩背上负着超过她力量所能负的重载……并且,那些“时疫”,“危险”,“不幸”,和“欢乐”,“蜜月”,“西湖”,……种种的字眼便恍恍惚惚地在她的脑里飘来飘去……血在她的脉管里沸腾着!……眼泪停止在她的眼珠上面……

  医生的全身无论那一部分假使有点动作,她整个的灵魂便震动了:她是希望但又徬徨地等待着医生的判决。

  她本想在医生的脸色上面辨别出吉凶,然而医生却始终保持他那种傲慢的镇静。

  “……保佑我们……”同时她又这样的愿望。

  忽然在她的眼里这宇宙整个的变色了——那是医生放下审察病症的器具,耸一下肩膀,向她说:

  “凭医生应有的忠诚,我告诉你,太太!这个病人犯的是近来最流行的危险的时疫——猩红热。我并以医生的天职,立刻将这个病人送到医院去……”

  也许这一类的话,做医生的人是说惯了,不觉得是含着怎样大的悲哀和绝望,所以不动于心,而依旧保持他的那种常态。

  可是她已经失了知觉,晕倒了。

  于是助手引着几个仆役抬进一架软床,把这个病人送走了;她从椅边勉强地站起来,飘飘茫茫地和医生跟在那后面。

  “我希望你给我帮助,我要留在这里陪伴那病人!”到了医院,她的神志稍微清醒,向医生哀恳地要求这个。

  医生似乎觉得很可笑,想了想,便拒绝了她。他说:

  “可惜医院里向来没有这种规则,并且这样对于病人很无益的,因此我不能应许你,太太!”

  那末,她只好放下一切,带着眼泪回来了。

  在旅社里,无论茶房们,客人们,对于她的这件事情怎样的闲谈,怎样的作为一种资料去消磨他们富裕的时光,她都不去管,只是倒在床上,没有眼泪也没有声音的呜咽着;有时全个的身躯震颤着,有时又象死尸那样的不动……总而言之,她的一切已混成了将狂或将死的一种状态了。

  到了夜半,那无望的希望忽来激动她,使她复醒,才又这样想:

  “假使……那就不再度蜜月去,我的所有也都算满足了,”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茶房进来了,他象戏台上的道白那般的告诉她:

  “宝隆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要你马上就去,说是你的先生没有救了……”

  (1927年5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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