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13)

《醒世姻缘传》考证(13)

　　《醒世姻缘》里有几处地方提到“休妻”的问题，都是社会史料。第一是晁源要休计氏（八回），理由是说她“养和尚道士”。晁源对他丈人说：

　　你女诸凡不贤惠，这是人间老婆的常事，我捏着鼻子受。你的女儿越发干起这事（养和尚道士）来了。……请了你来商议，当官断己（给）你也在你，你悄悄领了他去也在你。

　　这一番话很可注意。依明朝的法律：

　　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杖六十），追还完聚。

　　又有条例说：

　　妻犯七出之状，有三不出之理，不得辄绝。犯奸者不在此限。

　　清朝初年修《大清律例》，全依此文。七出之条虽然很像容易出妻，但是有了“三不去”的消极条件，（一，曾经夫家父母之丧；二，夫家先贫贱，后富贵；三，女人嫁时有家，出时已无家可归。）那七出之条就成了空文了。晁源家正犯了三不去的第二条，所以不能休妻，只有“犯奸”一项罪名可以提出，想不到计氏是个有性气的妇人，不甘冒这恶名，所以宁可自杀，不肯被休。

　　第二件是薛素姐在通仙桥上受了一班光棍的欺辱，又把狄希陈的胳膊咬去了一大块肉，狄员外气极了，要他儿子休妻。（七三回）可是后来狄员外又对龙氏说：

　　要我说你闺女该休的罪过，说不尽！说不尽！如今说到天明，从天明再说到黑，也是说不了的。从今日休了，也是迟的！只是看那去世的两位亲家情分，动不的这事。刚才也只是气上来，说说罢了。

　　素姐并没有三不去的保障，然而狄员外顾念死友的“情分”，终不肯走这一条路。

　　第三是龙氏要她儿子薛如兼休妻（七三回），她儿子回答道：

　　休不休也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这是俺爹娘与我娶的，他替爹合娘（嫡母）持了六年服，送的两个老人家入了土，又不打汉子，降妯娌，有功无罪的人，休不得了！

　　这是说他媳妇“无应出及义绝之状”，所以是“休不的了”。

　　第四是更可注意的一件事。素姐打了狄希陈六七百棒槌，又用火烧他的背脊，两次都几乎送了他的性命。成都府太尊知道了，叫狄希陈来，逼他补一张呈子，由官断离，递解回籍。（九八回）这真是狄友苏先生脱离火坑的绝好机会了。然而他回到衙门里，托幕宾周相公起呈稿，周相公是每日亲自看见狄家的惨剧的，偏偏坚决的不肯起稿，说：

　　这是断离的呈稿，我是必然不肯做的。天下第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是与人写休书，写退婚文约，合那拆散人家的事情。

　　他说出了一大串不该休妻不该替人写休书的理由，最后的结论是：

　　如此看来，这妻是不可休的，休书也是不可轻易与人写的。这呈稿我断然不敢奉命。

　　按《大明律》（《大清律》同），离婚不是不可能的，并且法律有强迫离婚的条文：

　　若犯义绝应离而不离者，亦杖八十。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

　　从表面上看来，这条文可算是鼓励离婚了。但这条文细看实在很有漏洞。“不相和谐”即可以离婚，岂非文明之至？然而必须“两愿离”方才不犯法。在那个女子无继承财产权又无经济能力的时代，弃妇在母家是没有地位的，在社会是不齿于人类的，所以“两愿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除非女家父母有钱并且愿意接她回家过活。两愿离既不可能，只好一方请求离婚，由官断离了。然而怎样才算是“义绝”呢？律文并无明文，只有注家曾说：

　　义绝而可离可不离者，如妻殴夫，及夫殴妻至折伤之类。义绝而不许不离者，如纵容抑勒与人通奸，及典雇与人之类。（《大清律例辑注》）

　　夫殴妻“非折伤，勿论”，所以此条必须说“夫殴妻至折伤”。至于“妻殴夫”，一殴就犯大罪了。律文说：

　　凡妻妾殴夫者，杖一百。夫愿离者，听。至折伤以上，各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

　　依此律文，素姐不但应该断离，还可以判定很重的刑罚。所以周相公对她说：

　　太尊晓得，……差了人逼住狄友苏，叫他补呈要拿出你去，加你的极刑，也要叫你生受，当官断离，解你回去。

　　这并不是仅仅吓骗她的话。所以素姐也有点着慌了，她只好说好话，赌下咒誓，望着狄希陈拜了二十多年不曾有过的两拜，认了“一向我的不是”。居然这件断离案子就这样打消了。

　　这件案子的打消，第一是因为周相公的根本反对休妻，第二是因为素姐自认改悔，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童寄姐说的：

　　你见做着官，把个老婆拿出官去当官断离，体面也大不好看。

　　其实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原因。痛苦是小事，体面才是大事！岂但狄经历一个人这样想？天下多少丈夫不是这样想的吗？

　　所以《醒世姻缘》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他的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蒲松龄相信狐仙，那是真相信；他相信鬼，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前生业报，那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妻是休不得的”，那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家庭的苦痛除了忍受和念佛以外是没有救济方法的，那也是真相信。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普遍的信仰，都是最可信的历史。

　　读这部大书的人，应该这样读，才可算是用历史眼光去读古书。有了历史的眼光，我们自然会承认这部百万字的小说不但是志摩说的中国“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并且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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