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老残游记》序(4)

《老残游记》序(4)

　　此书作于庚子乱后，成于丙午年，上距拳匪之乱凡五年，下距辛亥革命也只五年。他说拳祸，只是追记，不是预言。他说革命，也只是根据当时的趋势，作一种推测，也算不得预言。不过刘鹗先生把这话放在黄龙子的口里，加上一点神秘的空气，不说是事理上的推测，却用干支来推算，所以装出预言的口气来了。若作预言看，黄龙子的推测完全是错的。第一，他只看见甲辰（一九〇四）的变法，以为科举的废止和五大臣出洋等事可以做到一种立宪的君主政治，所以他预定甲寅（一九一四）还有一次大变法，就是宪政的实行。“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灭”。这一点他猜错了。第二，他猜想革命至庚戌（一九一〇）而爆发，庚戌在辛亥革命前一年，这一点他几乎猜中。然而他推算庚戌以后革命的运动便“潜消”了，这又大错了。第三，他猜测“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直至甲子（一九二四）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这一点又大错了。

　　总之，《老残游记》的预言无一不错。这都是因为刘先生根本不赞成革命，“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运动革命的人“不有人灾，必有鬼祸”，——他存了这种成见，故推算全错了。然而还有许多妄人把这书当作一部最灵的预言书！妄人之妄，真是无药可医的！

　　然而桃花山中的一夕话也有可取之处。玙姑解说《论语》“攻乎异端”一句话，说“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是说执其两头；她批评“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底道理太费事，不如弄两句辟佛老的口头禅，就算是圣人之徒。……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九回）。这话虽然表示作者缺乏历史眼光，却也可以表示作者怀疑的态度。后来

　　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是古圣之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双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

　　子平默无以对。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雎》为首。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转辗反侧’，难道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关雎》序上说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宾惠临，我不能不喜，发于情也。先生来时，甚为困惫，又历多时，宜更惫矣，乃精神焕发，可见是很喜欢，如此亦发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

　　（九回）

　　这是很大胆地批评。宋儒的理学是从中古的宗教里滚出来的。中古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排斥肉体，禁遏情欲，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宋儒用人伦的儒教来代替出世的佛教，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宋儒在不知不觉之中受了中古禁欲的宗教的影响，究竟脱不了那排斥情欲的根本态度，所以严辨“天理”、“人欲”的分别，所以有许多不人道的主张。戴东原说宋儒的流弊遂使后世儒者“以理杀人”；近人也有“吃人的礼教”的名言，这都不算过当的判断。刘鄂先生作这部书，写两个“清官”自信意见不出于私欲，遂固执自己的私见，自以为得理之正，不惜杀人破家以执行他们心目中的天理：这就是“以理杀人”的具体描写。玙姑的一段话也只是从根本上否认宋儒的理欲之辨。她不惜现身说法，指出宋儒的自欺欺人，指出“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这虽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老新党的话，然而在这一方面，这位老新党却确然远胜于今世恭维宋明理学为“内心生活”、“精神修养”的许多名流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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