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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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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沃尧,字趼人,是广东南海的佛山人,故自称“我佛山人”。当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时,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下省称“怪现状”)的第一部分就在《新小说》上发表。那个时候,——光绪癸卯甲辰(一九〇三——四)——大家已渐渐的承认小说的重要,故梁启超办了《新小说》杂志,商务印书馆也办了一个《绣像小说》杂志,不久又有《小说林》出现。文人创作小说也渐渐的多了。《怪现状》,《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都是这个时代出来的。《怪现状》也是一部讽刺小说,内容也是批评家庭社会的黑幕。但吴沃尧曾经受过西洋小说的影响,故不甘心做那没有结构的杂凑小说。他的小说都有点布局,都有点组织。这是他胜过同时一班作家之处。《怪现状》的体例还是散漫的,还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中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即此一端,便与《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不同了。 但《怪现状》还是《儒林外史》的产儿;有许多故事还是勉强穿插进去的。后来吴沃尧做小说的技术进步了,他的《恨海》与《九命奇冤》便都成了有结构有布局的新体小说。《恨海》写的是婚姻问题。一个广东的京官陈戟临有两个儿子:大的伯和,聘定同居张家的女儿棣华;小的仲蔼,聘定同居王家的女儿娟娟。后来拳匪之乱陈戟临一家被杀;伯和因护送张氏母女出京,中途冲散;仲蔼逃难出京。伯和在路上发了一笔横财,就狂嫖阔赌,吃上了鸦片烟,后来沦落做了叫化子。张家把他访着,领回家养活;伯和不肯戒烟,负气出门,仍病死在一个小烟馆里。棣华为他守了多少年,落得这个下场;伯和死后,棣华就出家做尼姑去了。仲蔼到南方,访寻王家,竟不知下落;他立志不娶,等候娟娟;后来在席上遇见娟娟,原来他已做了妓女了。这两层悲剧的下场,在中国小说里颇不易得。但此书叙事颇简单,描写也不很用气力,也不能算是全德的小说。 《九命奇冤》可算是中国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说。他用百馀年前广东一件大命案做布局,始终写此一案,很有精采。书中也写迷信,也写官吏贪污,也写人情险诈;但这些东西都成了全书的有机部分,全不是勉强拉进来借题骂人的。讽刺小说的短处在于太露,太浅薄;专采骂人材料,不加组织,使人看多了觉得可厌。《九命奇冤》便完全脱去了恶套;他把讽刺的动机压下去,做了附属的材料;然而那些附属的讽刺的材料在那个大情节之中,能使看的人觉得格外真实,格外动人。例如《官场现形记》卷四卷五写藩台的兄弟三荷包代哥哥卖缺,写的何尝不好?但是看书的人看过了只像看了报纸的一段新闻一样,觉得好笑,并不觉得动人。《九命奇冤》第二十回写黄知县的太太和舅老爷收梁家的贿赂一节,一样是滑稽的写法,但在那八条人命的大案里,这种得贿买放的事便觉得格外动人,格外可恶。 《九命奇冤》受了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无可疑的。开卷第一回便写凌家强盗攻打梁家,放火杀人。这一段事本应该在第十六回里,著者却从第十六回直提到第一回去,使我们先看了这件烧杀八命的大案,然后从头叙述案子的前因后果。这种倒装的叙述,一定是西洋小说的影响。但这还是小节;最大的影响是在布局的谨严与统一。中国的小说是从“演义”出来的。演义往往用史事做间架,这一朝代的事“演”完了,他的平话也收场了。《三国》,《东周》一类的书是最严格的演义。后来作法进步了,不肯受史事的严格限制,故有杜撰的演义出现。《水浒》便是一例。但这一类的小说,也还是没有布局的;可以插入一段打大名府,也可以插入一段打青州;可以添一段破界牌关,也可以添一段破诛仙阵;可以添一段捉花蝴蝶,也可以再添一段捉白菊花,……割去了,仍可成书;拉长了,可至无穷。这是演义体的结构上的缺乏。《儒林外史》虽开一种新体,但仍是没有结构的;从山东汶上县说到南京,从夏总甲说到丁言志;说到杜慎卿,已忘了娄公子;说到凤四老爹,已忘了张铁臂了。后来这一派的小说,也没有一部有结构布置的。所以这一千年的小说里,差不多都是没有布局的。内中比较出色的,如《金瓶梅》,如《红楼梦》,虽然拿一家的历史做布局,不致十分散漫。但结构仍旧是很松的;今年偷一个潘五儿,明年偷一个王六儿;这里开一个菊花诗社,那里开一个秋海棠诗社;今回老太太做生日,下回薛姑娘做生日,……翻来覆去,实在有点讨厌。《怪现状》想用《红楼梦》的间架来支配《官场现形记》的材料,故那个主人“我”跑来跑去,到南京就见着听着南京的许多故事,到上海便见着听着上海的许多故事,到广东便见着听着广东的许多故事。其实这都是很松的组织,很勉强的支配,很不自然的布局。《九命奇冤》便不同了。他用中国讽刺小说的技术来写家庭与官场,用中国北方强盗小说的技术来写强盗与强盗的军师,但他又用西洋侦探小说的布局来做一个总结构。繁文一概削尽,枝叶一齐扫光,只剩这一个大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个中心题目。有了这个统一的结构,又没有勉强的穿插,故看的人的兴趣自然能自始至终不致厌倦。故《九命奇冤》在技术一方面要算最完备的一部小说了。 和吴沃尧,李伯元同时的,还有一个刘鹗,字铁云,丹徒人,也是一个小说好手。刘鹗精通算学,研究治河的方法,曾任光绪戊子(一八八八)郑州的河工,又曾在山东巡抚张曜的幕府里,作了治河七策。后来山东巡抚福润保荐他“奇才”,以知府用。他住北京两年,上书请筑津镇铁路,不成;又为山西巡抚与英国人订约开采山西的矿。当时人都叫他做“汉奸”,因为他同外国人往来,能得他们的信用。后来拳匪之乱(一九〇〇)联军占据北京,京城居民缺乏粮食,很多饿死的;他就带了钱进京,想设法赈济;那俄国兵占住太仓,太仓多米而欧洲人不吃米;他同俄国人商量,用贱价把太仓的米都粜出来,用贱价粜给北京的居民,救了无数的人。后数年,有大臣参他“私售仓粟”,把他充军到新疆,后来他就死在新疆。二十多年前,河南彰德府附近发见了许多有古文字的龟甲兽骨,刘鹗是研究这种文字最早的一个人,曾印有《铁云藏龟》一书(以上记刘鹗的事迹,全根据罗振玉的《五十日梦痕录》。我因为外间知道他的人很不多,故摘钞大概于此)。 刘鹗著的《老残游记》,与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同时在《绣像小说》上发表。这部书的主人老残,姓铁,名英,是他自己的托名。书中写的风景经历,也都带着自传的性质。书中的庄抚台即是张曜,玉贤即是毓贤;论治河的一段也与罗振玉作的传相符。书中写申子平在山中遇着黄龙子,玙姑一段,荒诞可笑,钱玄同说他是“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的见解”真是不错。书末把贾家冤死的十三人都从棺材里救活回来,也是无谓之至。但除了这两点之外,这部书确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他写玉贤的虐政,写刚弼的刚愎自用,都是很深刻的;大概他的官场经验深,故与李伯元,吴沃尧等全是靠传闻的,自然大不相同了。他写娼妓的问题,能指出这是一个生计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这种眼光也就很可佩服了。他写史观察(上海施善昌)治河的结果,用极具体的写法,使人知道误信古书的大害(第十三回至十四回)。这是他生平一件最关心的事,故他写的这样真切。 但《老残游记》的最大长处在于描写的技术。第二回写白妞说大鼓书的一大段,读的人大概没有不爱的。我们引一小段作例: 王小玉……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响;……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听的人不禁暗暗叫绝。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齐;及至翻到傲来峰,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 这一段虽是很好,但还用了许多譬喻,算不得最高的描写工夫。第十二回写老残在齐河县看黄河里打冰一大段,写的更为出色。最好的是看打冰那天的晚上,老残到堤上闲步: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山上一条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分辨不清;又有几片白云在那里面,所以分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从背后透过来;那山却不然,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了。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东去,越望越远,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来了。 只有白话的文学里能产生这种绝妙的“白描”美文来。 以上略述这五十年的白话小说。民国成立时,南方的几位小说家都已死了,小说界忽然又寂寞起来。这时代的小说只有李涵秋的《广陵潮》还可读;但他的体裁仍旧是那没有结构的“《儒林外史》式”。至于民国五年出的“黑幕”小说,乃是这一类没有结构的讽刺小说的最下作品,更不值得讨论了。北方平话小说近年来也没有好作品比得《儿女英雄传》或《七侠五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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