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一周(14)

这一周(14)

　　彭允彝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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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我曾说：“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第一，他代表无耻。第二，他代表政府与国会要用维持一个无耻政客来整饬学风的荒谬态度。”（《努力》第三十九期）

　　1月29日，黎元洪果然下指令：“令教育总长彭允彝：呈悉。整顿学风，不辞劳怨。国事阽危，正资倚赖。深望勉为其难，毋萌退志。此令。”

　　1月30日彭允彝果然到部了。

　　1月31日，彭允彝硬挽出我的一个朋友来对我说，他有不能走的苦衷，因为吴景濂一班人一定要他干下去，不许他走。

　　于是我在1月25日说的彭允彝的两层代表资格，都证实了。

　　蔡元培是消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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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先生的宣言发表以来，竟在意外的方面得着不满意的批评！

　　独秀在《向导》第十七期里作文，说蔡先生“这种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他恐怕蔡先生的“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或致引导群众离开奋斗的倾向，而走向退避的路上去，所以他竟要我们“如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独秀又以为“蔡校长打倒恶浊政治的运动也只看见学者官吏而不看见民众”，所以他又说这是“非民众的”。

　　独秀那篇文章里论“不合作主义”本身是消极的态度一层，已有渊泉在2月1日的《晨报》上答复了。渊泉引印度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的八种涵义，来说明“他们所谓不字，是含有积极的进取的精神，决不止消极的否定的意味”。渊泉又指出“劳动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的表现”。这一层我们很以为然。

　　我以为我们对于蔡先生此次抗议的行为，应该分三方面观察：第一，须认明这是蔡先生个人的性情的表现；第二，然后批评这种态度错不错；第三，然后讨论他的宣言在中国社会上可发生的影响。

　　在他个人方面，我们平日知道他的，都该承认他确不是完全消极的人。他的行为，有时类似消极，然而总含有积极的意味。五六年前，他提倡进德会，会中有“三不主义”到“七不主义”，这是很像消极的。然而他所以提倡这个会的本意却只是“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一句话。他的宣言里说，“退的举动，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又说，“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这两句话都只是说，“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这是蔡先生平日一贯的精神。

　　其次，他这个态度究竟错不错呢？我们认为不错。“有所不为”一句话含有两层意义，两层都是积极的。第一，“有所不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恶里去。这种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养的基础。第二，“有所不为”是一种牺牲的精神，为要做人而钱有所不取，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为要做人而兽性的欲望有所不得不制裁，为要做人而饭碗有所不得不摔破：这都是一种牺牲的精神。蔡先生举的例是“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其实这个公式可以扩大成“若求有X，至少要有牺牲G的决心”。这个G，是无定的：也许是金钱，也许是饭碗，也许是生命！所以我们说蔡先生这个态度是不错的。

　　最后，我们可以讨论这种抗议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好不好。独秀怕他“为恶浊政治延长寿命”，我们以为独秀未免太过虑了。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我在上期曾说：

　　然而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

　　这个意思，我始终认为不错。现在我们如果希望打倒恶浊的政治，组织固是要紧，民众固是要紧，然而蔡先生这种“有所不为”的正谊呼声更是要紧。为什么呢？我们不记得这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史吗？当前清末年，政府用威权来杀戮志士，然而志士越杀越多，革命党越杀越多。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一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作教育次长！大家生在这个猪仔世界之中，久而不闻猪臊气味，也就以为“猪仔”是人生本分，而卖身拜寿真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

　　1月29至2月4日

　　这个国会配制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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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会复活以来，所行所为，无日不自绝于国人，国人也早已厌恶痛恨他了。但国内有一班人，对于这个国会还存一点顾惜之意，他们的理由是希望国会早日把宪法制成。但我们到了现在，不能不正告他们：这个国会是决不配制定宪法的。我们且不说别的理由，单说三点：

　　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至少要能引起国人的信仰与崇敬。试问这一个光园拜寿，红罗厂领冰炭敬的无耻政客团体定出的宪法，能引起谁的信仰与崇敬？“不以人废言”乃是一句强人以所难的格言。这句格言，只可为极少数人说法，决不能望多数人奉行。用现在这班国会议员去制宪，检直是中华民国的奇耻大辱。宪法的尊严一定要断送在他们的手里！

　　第二，这个国会制出的宪法一定不能应付中国今日的需要，一定不能满足国人的希望。例如我们希望将来的新国会人数要大大的减少，要减去现数三分之二以上：这个希望可不是与虎谋皮吗？又如我们希望将来的新宪法要打破现制国会专卖总统选举的制度：这又不是与虎谋皮吗？又如我们希望将来的新宪法要规定一种制裁国会议员自身的方法：这又不是与虎谋皮吗？总之，我们对于将来宪法上救济政治罪恶的种种希望，没有一桩不是与虎谋皮。国会制宪，本可怀疑；这个国会，尤其不配制宪。

　　第二，自从上月宪法起草员提出“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草案以后，国会不配制宪的证据更明显了。国会中人对于这个带联邦制性质的草案，早已纷纷表示反对了。反对的议员，大约不出两派。一派是禀承那些割据的军阀的意旨，要替军阀保持割据的局面；还有一派是代表垄断式的财阀说话，因为他们老板的营业跨有几省的地面，怕省权伸张以后，他们垄断的局面就没有现在这样容易了。上星期宪法会议里的捣乱，试问是不是这两派的议员闹出来的？将来这种丑戏还多著呢！我们从这一次的纷争上，更可以证明这个国会决不配制宪。

　　总之，宪法是根本法律；民治国家的法律决不是那班自己不守法律的无耻政客所能制定的。我们可以预言：吴景濂、张伯烈的国会即使定出一个宪法来，将来决不会有宪法的效能，将来不过添一张废纸！

　　2月5日至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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