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一周(12)

这一周(12)

　　高凌霨证明贿买国会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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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6日，北京的中一通信社传出一段高凌霨的谈话：

　　（某问）外间谓此次阁下包办最高问题确否？（高答）最高问题现在时机未至，更无所谓包办。（某问）此次二百元之津贴，非由尊处经乎乎？所谓包办即指此也。（高答）此事从前系由刘君与政团接洽，馀事前一无所闻。迨本月五号以后，某军需官来京借住敝宅，所有各党名册，均送至红罗厂，致发生此种误会。至曹巡阅使此举，系仿从前送冰炭敬之意，不过联络感情，更无所谓津贴。（某问）外间传言阁下与张亚农之新民社独厚确否？（高答）余对各党向无歧视，亚农此次向余支款，馀以不经手银钱谢绝，几为亚农所恼，何厚之有？

　　我们要请国民注意这段谈话中的几点：

　　（1）刘君，疑即刘梦庚，曾与各政团接洽二百元之津贴，是高凌霨认为事实的。

　　（2）某军需官来京发款，借住高凌霨宅，也是高凌霨认为事实的。

　　（3）国会“各党名册，均送至红罗厂”，以便领此二百元之津贴，也是高凌霨承认的。

　　（4）此二百元之款，来自曹锟，“系仿从前送冰炭敬之意，不过联络感情”，也是高凌霨承认的。

　　（5）张亚农，即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确曾向高凌霨支款，也是高凌霨承认的。

　　根据这五点，我们可以说，高凌霨正式证明曹锟与其党羽行贿国会，又证明张伯烈向他们索贿。我们的结论是：

　　（1）高凌霨是贿买国会案的要证，不可放走。

　　（2）刘某与某军需官，也应查办。

　　（3）曹锟是高凌霨证明为行贿主犯，也应即行查办。

　　（4）张伯烈身为国会众议院副议长，经高凌霨证明有索贿嫌疑，也应即行查办。

　　我们希望国会中稍有一点人格的议员，用查办罗文干的精神，出来作彻底的查办。不然，国会的名誉信用真要扫地了。

　　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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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于17日下午向政府辞职，他的辞呈如下：

　　为呈请辞职事：窃元培承乏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虽职有专司，然国家大政所关，人格所在，亦不敢放弃国民天职，漠然坐视。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最可异者，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明令朝下，而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佥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许可权，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换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谨此呈请辞职，迅予派员接替，立卸仔肩。此呈大总统。

　　他在各报上还有一个启事，说：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我们知道有许多人见了这两个宣言，一定要发生一种疑问：“彭允彝是个什么东西？蔡元培竟为了一个无耻政客而放弃他几年苦心经营的北京大学，岂不是大不值得吗”？

　　这种责备是不能免的。但我们知道蔡先生的为人，知道他这种正谊的决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几年前就有了。当民国八年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班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会中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如政府不睬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的太不像样了，一班稍有人心稍为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这句话虽不是正式的议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恶消息传来，那班有官位差使的留学生们始终没有举动，有几个大胆说话的，如华南圭等，都被安福部降调出去了，然而少年的国内学生却大动了。于是有五四之举，有六三之祸，直到全国罢市，曹、陆、章免职，以后方才逐渐收束。

　　我追述这一段故事，只是要证明蔡先生久已有了“以去就为抗议”的决心。他这一次单借彭允彝的事为去职的口实，似乎还只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传统观念；蔡先生虽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响甚深，是不可讳的。但他的呈文也明明说出：

　　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先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

　　他又说：

　　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这是他愤然抗议的本意。我们赞成蔡先生此次的举动，也只是赞成这点大声主持正谊，“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

　　我这几天病中读了两部很激刺脑筋的书：一部是《学海类编》里的《东林始末》，一部是《艺海珠尘》里的《社事始末》。这两部书都可帮助我证明我的一个通则：“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东汉末年的太学生，两宋的太学生，明末的东林和复社几社，都是如此的。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开口了。

　　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涉政治，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安徽学生赶走李兆珍，包围省议会，酿成姜、周流血之案，此正是安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故江苏学生包围省议会，赶跑议员，此正是江苏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奇耻。北京的教育界，连年疲精力于经费问题；在多数国人的眼里，北京教育界久已和“金钱“饭碗”等字结了不解之缘了。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老将蔡先生忽然提出这种正义的抗议；对于“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作悲愤的抗议。

　　我们猜想，他的抗议不过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为自爱的人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的决心。我们可以断定，他决不愿青年学子因此废学辍业的。所以他毅然决然的一个人奉身而退，不愿意牵动学校，更不愿意牵动学生。但他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明末倪元璐论东林之事，曾说：

　　天下之议论，宁涉假借，而必不可不归于名义。士人之行己，甯任矫激，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自以“假借”、“矫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毁裂廉隅，背叛名教矣。连篇颂德，匝地生祠。夫颂德不已，必将劝进；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犹宽之曰，“无可奈何”！嗟夫，充一无可奈何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

　　眼前也许有讥蔡先生此举为“矫激”的。我们要套倪元璐的话替他答辩道：

　　士人之行己，甯任矫激，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今日廉隅毁裂已净尽，故有光园之拜寺，有红罗厂之卖身。拜寿不已，必至于劝进；卖身尚为之，何有于卖国。宜乎蔡先生之奉身而退，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也。

　　十二年一月十五至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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