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2)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2)

　　第三，我们既申说了顾先生的根本方法，也应该考察考察刘掞藜先生的根本态度与方法。刘先生自己说：

　　我对于古史，只采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读书杂志》十三期）

　　他又说：

　　我对于经书或任何子书，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闭着眼睛，一笔抹杀；总须度之以情，验之以理，决之以证。

　　这话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满人意了。但仔细看来，这里面颇含有危险的分子。“断之以证”固是很好，但“情”是什么？“理”又是什么？刘先生自己虽没有下定义，但我们看他和钱玄同先生讨论的话，一则说：

　　但是我们知道文王至仁。

　　再则说：

　　我们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学的史家的标准，我们要问，我们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话是谁说的？起于什么时代？刘先生信“文王至仁”为原则，而以“执讯连连，攸馘安安”为例外；又信“周公至仁”为原则，而以破斧缺斨为例外。不知在史学上，《皇矣》与《破斧》之诗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说却是后起的传说变成的成见。成见久据于脑中，不经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与理了。

　　刘先生列举情，理，证，三者，而证在最后一点。他说“参之以情”，又说“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论这个方法的危险道：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岂有当乎？（《考信录·提要》上，四）

　　作《皇矣》诗的人并无“王季、文王是纣臣”的成见，作《破斧》诗的人也并无“周公圣人”的成见；而我们生在几千年后，从小就灌饱了无数后起的传说，于今戴着传说的眼镜去读诗，自以为“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见呵。

　　至于“验之以理”，更危险了。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例如刘先生断定《国语》、《左传》说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的话不是凭空杜撰的，他列举二“理”，证明烈山氏时有“殖百谷百蔬”的可能。他所谓“理”，正是我们所谓“意见”。如他说：

　　人必借动植物以生；既有动植物矣，则必有谷有蔬也无疑。夫所谓种植耕稼者，不过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扫荒秽，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谓“百谷百蔬”也（《读书杂志》十五，圈点依原文）。

　　这是全无历史演进眼光的臆说。稍研究人类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术在今日视为“不过一举手一投足之劳”的，在初民社会里往往须经过很长的时期而后偶然发明。“借动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种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种植耕稼须假定（1）辨认种类的能力，（2）预料将来收获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补助天行的能力，（5）比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条件备具，方才有农业可说。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决不能了解先民创造一技一艺时的艰难，正如我们成年的人高谈阔论而笑小孩子牙牙学语的困难；名为“验之以理”，而其实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后是“断之以证”。在史学上证据固然最重要，但刘先生以情与理揣度古史，而后“断之以证”，这样的方法很有危险。我们试引刘先生驳顾先生论古代版图的一段做例。《尧典》的版图有交趾，顾先生疑心那是秦、汉的疆域。刘先生驳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汉之前，竟时时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尧舜抚有交趾。

　　他引四条证据：

　　（a）《墨子·节用中》。
　　（b）《尸子》佚文。
　　（c）《韩非子·十过》。　
　　（d）《大戴礼记·少闲》。

　　《大戴礼》是汉儒所作，刘先生也承认。前面三条，刘先生说“总可认为战国时文”。——这一层我们姑且不和他辩；我们姑且依他承认此三条为“战国时文”。依顾先生的方法，这三条至多不过证明战国时有人知有交趾罢了。然而刘先生的“断之以证”的方法却真大胆！他说：

　　如有交趾，则是早已与交趾有关系了。但是我们知道春秋、东周、西周、商、夏都与交趾没有来往，是墨子、尸子、韩非等所言，实由尧之抚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

　　战国时的一句话，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证明二千年前的尧时的版图，这是什么证据？况且刘先生明明承认“《春杖》东周、西周、商、夏都与交趾没有来往”；若依顾先生的方法，单这一句已可以证明《尧典》为秦汉时的伪书了。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刘先生对于这一层，似乎不很讲究。如他上文举的三条证据，（a）《墨子·节用》篇屡称“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b）尸佼的有无，本不可考；《尸子》原书已亡，依许多佚文看来，此书大概作于战国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c）《韩非子》一书本是杂凑起来的；《十过》一篇，中叙秦攻宜阳一段，显然可证此篇不是韩非所作，与《初见秦》等篇同为后人伪作的。而刘先生却以为“以韩非之疑古，犹且称道之”。不知《显学》篇明说“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五蠹》篇明说“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即用此疑古的两篇作标准，已可以证明《十过篇》之为伪作而无疑。这些东西如何可作证据用呢？

　　以上所说，不过是我个人的读后感。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备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对他自己治史学的方法有一种自觉的评判，只希望他对自己搜来的材料也有一种较严刻的评判，而不仅仅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辩护士。行文时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

　　十三，二，八

　　（原载1924年2月22日《读书杂志》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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