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费经虞与费密(8)

费经虞与费密(8)

　　这种见解，非常平易，却是宋以后无人敢道的议论。程颐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那种武断的论调，在这八百年中，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男女。费氏把生命，妻子，产业等等，和义理看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教人要把这各种分子合起来看，不可单拿“义理”一种来评判人。这真是平允忠厚的态度。

　　他们又说：

　　尚论者，生不同时，事不共历，固宜考详始终，推量隐曲，安可悉铢两于圣贤而立论哉？古人有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不特此也。难一而易二者，心也。难合而易乖者，情也。难决而易动者，疑也。难无而易有者，争也。难平而易忿者，气也。难免而易来者，忌也。难伏而易起者，谤也。难完而易瑕者，名也。难久而易变者，事也。难善而易坏者，政也。难除而易生者，弊也。……难通而易执者，意见也。难悔而易遂者，过误也。难成而易欺者，勋业也。世若此其纷纷难处；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议者在其后矣。有不自恐自惧，而深究责，大生愧悔，求以寡过，尚何敢任意苛搜，轻刺往哲哉？（上，十七——十八）

　　这一大段中，如“难一而易二者，心也；难平而易忿者，气也；难通而易执者，意见也”，皆是阅历有得的名言。宋以来的儒者往往意气用事，勇于责人，而不自觉其太过。如朱熹之劾奏唐仲友，如元祐后人之诬蔑王安石，都是道学史上的绝大污点。费氏最恨那“斤斤焉同乎我者纳之，其未同乎我者遂摈而弃之”（上，四四）的不容忍的态度。费氏形容他们：

　　不危坐，不徐言，则曰非儒行也；著书不言理欲，则曰非儒学也。二三师儒各立一旨，自以为是；外此，非。绝天下之人，以为不闻道；自命曰真儒。其说始固蔽不通，学者不能尽可其说，辨论亦从此纷起矣。……于是以儒之说为昧难测也，儒之意为执难平也，儒之事为烦难从也，儒之情为难合也，儒之气象为厉难近也。彼方夷然自远，此复绝之；不肯钳然以处人后，二者各欲为名高，交相恶矣。……立于朝廷，两相危陷，……以忧社稷。下处草野，是非烦辨，损害学案，激使他趋。天下之人婚官丧祭，终身儒行之中，所尊反与儒异，所言反与儒敌，其何尤哉？（上，四四——四五）

　　宋以来的理学有几个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与人生没大交涉；第三，气象严厉，意气陵人。费氏父子痛斥这种理学，说他“矜高自大，鄙下实事”。（上，四七）他们要提倡一种平易近人的“中，实”之道：

　　盖圣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为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

　　这真不愧为实用主义者的态度。

　　费氏父子皆有历史的嗜好，故他们对于古今学派的异同沿革，也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他们。他们提出一种“心理区别论”来解释历史上学派的异同。他们说：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异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于色，耳于声，鼻于臭，口于味，其官甚异；同出一身，不见其异，不闻其同也。学者论道，安得执其同，遂谓无异；执其异，遂谓无同耶？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圣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范》传曰：“又用三德：平康正直，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沉潜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刚柔者，裁之也。……高明而教使柔，沉潜而教使刚，然后才因学以当于用。（上，四九）

　　中行，狂，狷，同传圣人之道；高明，沉潜，不可偏废。圣人谓颜氏之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子贡告诸往而知来：高明者欤？子羔执亲之丧，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沉潜者欤？子张之学多高明，门人所传近于狂；子夏之学多沉潜，门人所传近于狷。师也过，商也不及，圣人进退之；未尝谓二子遂以过不及终其身也。……高明而学焉，则以高明入于道；沉潜而学焉，则以沉潜入于道。道同而所入异，入异而道亦同（疑当作因）之不同。韩愈所谓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上，五十）

　　我们分中行，高明，沉潜三种性质，颇似近世詹姆士（James）说的哲学家有“心硬”“心软”两大区别。高明一派，费氏谓近于刚，其实乃是詹姆士所谓“心软”的一派。沉潜一派，费氏谓近于柔，其实乃是“心硬”的一派。心软，故富于理想，而易为想像力所诱惑；自趋于高明，而易陷于空虚。心硬，故重视事实，重视效果；虽不废想像，而步步脚踏实地；然其魄力小者，易堕入拘迂，易陷于支离琐碎。费氏拿这个区别来说明学术思想史上的派别：

　　后世学者，性本沉潜，子夏氏之儒也；而说变焉，自以为尽于圣人之道；执其说〔以〕非天下之高明，学者之沉潜者皆从而和〔之〕，谓其非合于圣人，不知其为沉潜之非高明也。

　　性本高明，子张氏之儒也；而说变焉，自以为尽于圣人之道：执其说〔以〕非天下之沉潜，学者之高明者皆从而和〔之〕，谓其非合于圣人，不知其为高明之非沉潜也。

　　圣人之道于是乎异矣。群言肴乱，不得圣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经乃可定也。古经之旨皆教实以致用，无不同也；而其传亦皆学实以致用。即有异，无损于圣人之道，亦不害其为传也。（上，五十一）

　　以上说的，皆为有人问“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言学异同之辨”而发的。小程子与朱熹属于沉潜一路，陆、王属于高明一路。费氏此论最为平允，发前人所未发。费氏父子的家学也属于沉潜一路，故费密虽受学于孙奇逢，为王学后人，而他攻击“良知”之说甚猛烈；他只取王守仁恢复古本《大学》一件事而已。费密作《孙征君传》（《耆献类征》三百九十七，页三六——三七），只说：

　　其学以澄彻为宗，和易为用；是王守仁，亦不非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汉儒注疏邃奥，学者安可不造？”征君则叹以为果然。

　　费密所取于孙奇逢，如是而已。费密又自说是子夏七十二传，是他也自居于沉潜一路。但他屡次自命为中行，自称为“中传”，自以为得古经之旨，故对于程、朱、陆、王的玄学方面一律攻击。然而他的推崇古注疏，他的崇尚事实，都只是他的沉潜的天性的表现。他所攻击的程、朱，只是程、朱受了高明的传染的方面，并不是他们的沉潜的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他“自以为尽于圣人之道，执其说以非天下之高明，……谓其非合于圣人，不知其为沉潜之非高明也”。

　　但费氏父子的沉潜，虽然是个人天性的表现，却也是“时代精神”的先驱。八百年前，程颐给他的哥哥程颢作《行状》，曾述程颢的话道：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

　　这是二程当近世哲学开幕时期对于中国当日思想界下的诊断。他们深知当日最大的病根是那“高明”病，是那“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的玄学。然而自他们以后，以至明末，五百年中，程、朱之学盛行，结果还只是一种“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的玄学。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两宋时代高明之病太深，病根入骨，不易拔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就是玄学鬼。

　　二程不睬邵雍、周敦颐的玄学的宇宙论，却舍不得那主静主敬的玄学。朱熹提倡格物穷理，却又去把二程唾弃的先天太极之学重新掘出来，奉为玄学的奇宝。陆、王唾弃先天太极的玄学，却又添出了“良知”、“心即理”的玄学。陆、王末流的玄学狂热，更不消说了。高明的病菌弥漫在空气里，凡要呼吸的人，多少总得吸一点进去；沉潜的抵抗力强的人，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费密活在程颢之后五百年，他诊察五百年的思想界的毛病，仍不能不下“囊风橐雾，可有可无”的诊断。五百年的玄学病，到此已成“强弩之末”；李闯、张献忠承客氏、魏忠贤之后，屠杀了几百万生民，倾覆了明朝的天下，同时也冰冷了五百年的玄学热。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汉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汉学”的风气：他们真不愧为时代精神的先驱者！

　　十三，九，十七脱稿

　　（原题《记费密的学说》，载1921年10月12日至15日、17日《展报副镌》。收入本集时作了较大修改，改用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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