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费经虞与费密(6)

费经虞与费密(6)

　　这就是“道学”、“儒林”分家的话。费密驳他道：

　　圣人之道，惟经存之。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凿空支蔓，儒无是也。归有光尝辟之云：“自周至于今，二千年间，先王教化不复见，赖孔氏书存，学者世守以为家法，讲明为天下国家之具。汉儒谓之讲经，后世谓之讲道。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世之论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有光真不为所惑哉？……即圣门果有性命突起之说，汉、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亦不可废也。……笾俎鼎铏，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圣人之至仁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传曰：“礼失而求诸野。”不贤也，野也，皆道所在，圣人不废。七十子与汉、唐诸儒传遗经而道获存。不贤焉，野焉，亦可为毛血明水。遂尽削之，其合于圣人之仁否也？

　　这一段的议论最公平。宋儒凭借汉、唐的经学，加上佛家与道家的影响，参考的材料多了，他们对于古书的了解往往有确然超过汉、唐之处。但他们为中兴儒教起见，虽得力于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为自尊其说起见，虽得力于汉、唐而不能不压倒汉、唐。谁知他们的权威太大，终久要引起反宋学的运动，于是清儒虽皆得力于宋学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学。这真是“一报还一报”。我们今日用纯粹历史的眼光看来，只看见古今一线相承，演化不息。汉儒去古未远，保存得不少的古训诂，有抱残守阙之功，而他们的见解实在鄙陋的可笑。

　　魏、晋以后，经过低等民族的扰乱，印度宗教的侵入，造成一个黑暗的中古时代，这也是不可讳的。在这个长期的中古时代里，儒家实在不曾产出一个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两个平凡的王通、韩愈来撑持门面。因为中古儒家没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后来儒者看不起中古时期，而有“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的话头。但平心看去，魏、晋、六朝的经师确也有继续不断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规模的结集，上结八代的经学，下开宋儒的经学。宋儒的理解能力来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经的基础工具仍然是汉、唐的注疏。

　　不过宋儒生当禅宗大行之后，思想经过大解放，所以理解突过汉、唐诸位学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组织伟大的系统。但这正是学问进化的自然现象，像堆柴一般，后来的应该在上面。费密说汉、唐诸儒不妨等于“毛血明水”这是最公平的话。宋儒排斥汉、唐，然而宋儒实在是毛公、郑玄、王弼、王肃的嫡派儿孙。清儒又排斥宋儒，然而顾炎武、戴震、钱大昕也实在是朱熹、黄震、王应麟的嫡传子孙（章学诚已能见及此）。所以从历史上看来，宋学只是一种新汉学，而清代的汉学其实只是一种新宋学！

　　费氏父子说：

　　古经之旨未尝不传，学未尝绝也。（上，三十三）

　　这真是历史的眼光。不过他们生当宋学的反动时期，不免一笔抹杀宋儒的贡献，不免过崇汉儒。这也正是费氏父子代表时代精神之处。他们说的“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也和顾炎武说的“经学即理学”相同，也代表当日的学术界的一种大趋势。

　　（3）费氏的实用主义

　　费氏著的书之中，最大的著作是《中传正纪》，而这书所代表的只是他们的新道统论，所以我们述他们的主张时也首先注重这一点。费氏的历史的道统论既说明了，我们现在可以研究他们用历史眼光去观察儒家的学说所得的什么结论。我们除去细节，只提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实用主义，一是他们尚论古人的态度。

　　《新繁志》的《费密传》曾述费密常对他的儿子说道：“我著书皆身经历而后笔之，非敢妄言也。”志传又说他“凡与诸生论经术及古文诗辞，必本之人情事实，不徒高谈性命，为无用之学”。他的注重经验事实，他的注重实用，是他的学说的特别色彩。他们从痛苦的经验里出来，深深地感觉宋明理学的空虚无用，所以主张一种实用主义。《新繁志》说费密壮年时（1656）曾在静明寺和一班和尚学静坐。坐到半月余，心始定。他曾自言：

　　始半月视物疑为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复有履。久之，心中见红圈渐大，至肌肤而散，颇觉畅美。一夕，闻城壕鸭声，与身隔一层，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鸭声与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叹曰，“静坐，二氏之旨；吾儒实学当不在是”。

　　《弘道书》（下，二十）也说：

　　密壮时尝习静坐，先子深加呵禁。后在乡塾，考定古说，条晰辨论。盖密事先子多年，艰苦患难阅历久，见古注疏在后。使历艰苦患难而不见古注疏，无以知道之源；使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以见道之实。

　　这两段都最可注意。宋儒轻视汉、唐古注疏，只为汉、唐儒者只做得名物训诂的工夫，不谈微言大义，所以宋儒嫌他们太浅陋了，笑他们未闻大道。宋儒的理学所以能风行一世，也只为他们承禅宗的影响，居然也能谈玄说妙，一洗“儒门淡薄”之风。现在当理学极绚烂之后，忽要回到那淡薄的古注疏，那是极困难的事；非经过一番大觉悟或大反动之后，那是不会实现的。明末清初的学者，承王学极盛之后，所以能抛弃那玄妙的理学而回到那淡薄的经学，正是因为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败了，阉宦的横行太可耻了，流寇的祸乱太惨酷了，人民身受的痛苦太深切了，种种的原因构成了一个有力的反动，方才有那样的大觉悟，方才有那样的大决心。

　　况且乱世的人大概容易走向悲观消极的路上去。幸而那时正当古学复兴的时期，杨慎、焦竑、胡应麟、陈第等人已把门户打开，归有光、钱谦益诸人又极力提倡古注疏。（崇祯十二年吴凤苞新刻《十三经注疏》，钱谦益为作长序。费氏父子屡引此序。）所以费氏父子从患难里出来，不致于走入静坐遁世的堕落路上去，却在古注疏里寻出古代儒家所谓“道”，本无谈玄说妙的话，乃是治国平天下的实事实功。所以费密说，“使历艰苦患难而不见古注疏，无以见道之源”。一方面，费氏父子若不经过那种痛苦的经验，也不容易甘心舍弃那神秘的主静主敬的理学，诚心地来提倡那“淡薄”的儒学。所以他说，“使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以见道之实”。

　　费氏父子从痛苦的经验里出来，主张实用主义。他们有一个《吾道本旨表》（中，三九），大略如下：

　　（图）

　　他们又有一个《先王传道表》（中，二八）：

　　先王传道

　　三重：（1）议礼，（2）制度，（3）考文。

　　九经：（1）修身，（2）尊贤，（3）亲亲，（4）敬大臣，（5）体群臣，（6）子庶民，（7）来百工，（8）柔远人，（9）怀诸侯。

　　五品：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

　　四民：士，农，工，商。

　　他们对于“道”的见解，只是政治的，伦理的，实用的。一部《中庸》，在宋儒的眼里，成了一部高谈性命的根据；而费氏父子在那部书里只看出那“三重”、“九经”几个政治的观念。他们认定“儒贵能治天下”；“三重九经”之说虽极淡薄，却是一种整治社会国家的途径，比那性命玄谈是实用多多的了。

　　费氏父子最看不起空谈，常说事功为要，言说为下。他们常叹息：

　　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讲。（下，二）

　　他们也反对宋儒说“下学”为人事，“上达”为天理的话。他们说：

　　邵雍曰，“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盖天地以天道生万物而蕃，圣人以人道济群生而安。天道远而难知，论之易生纷恶，故圣人不言。人道实而可见，所以通伦常而错礼义，故圣人重之。（下，三）

　　这是一种“存疑主义”（Agnosticism）的论调。他们因为要推开那宋儒的玄学，故轻轻地用“天道远而难知”一句话，把宋儒的宇宙玄学放在存而不论的地位。放开了那远而难知的，且来研究那实而易见的：这是实用主义者的存疑主义。四五十年前赫胥黎一班人提倡存疑主义的态度，要使人离开神学与玄学的圈套，来做科学的工夫。费氏父子的存疑主义也只是要大家离开那太极先天的圈子，来做实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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