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井田辨(4)

井田辨(4)

　　此外汉民先生所举的（3）（4）（5）三条，都不是重要的证据，我且不讨论。但他的（5）条说“那时代土旷人稀，人的事业又不繁，各人有耕作便有生活，经济的基础没有什么波澜”。这种见解未免把古代的社会状况看得太简单了。东周以前，中国至少已有了二千多年的文化，中原那块小小的疆域，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战争，也不知经过了多少豪强的兼并，怕没有这种“没有波澜”的社会状况罢。

　　现在再看仲恺先生的意见。

　　汉民先生注重的是《孟子》，仲恺先生注重的是《春秋》“初税亩”一句。“初税亩”三个字本来和井田毫无关系。若是孟子不曾说了那些含糊的井田论，这三个字决不会发生问题。公羊、榖梁的传，何休等的长篇井田论，都是孟子的余毒。这话说来很长，待我慢慢说。

　　依我看来，“初税亩”不过是鲁国第一次征收地租。古代赋而不税，赋是地力所出。平时的贡赋，同用兵时的“出车徒给繇役”都是赋。税是地租——纯粹的Land

　　tax。古代但赋地力，不征地租。后来大概因为国用不足，于赋之外另加收地租，这叫做税。孟子不赞成税（他曾希望“耕者助而不税”），但是他又主张“国中什一使自赋”。这可见税与赋的分别。宣公初行税亩，故《春秋》记载下来，其实和井田毫无关系。

　　《左传》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藉字训借，借民力耕田，公家分其所收故叫做藉。孟子以前，并无“公田藉而不税”的话。藉即是赋，或者平时的征收叫做藉，军兴时的临时徭役车徒叫做赋。自从孟子把助解作藉（这本不错），又把助强解作八家同助公田，从此以后，说经的人就没有能跳出这个圈子的。

　　《周礼》是伪书，固不可信。《王制》是汉朝的博士造的，自然曾受了孟子以后的井田论的影响。现在我要说《榖梁》、《公羊》都是拿孟子以后的井田论来解《春秩》“初税亩”三个字，故我们不能引《公羊》、《榖梁》来证孟子，也不可拿来证古代有井田制。《公羊传》是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与胡母生方才写定的。榖梁赤不知何时人，或说是秦孝公时人，或说是“《左传》传世后百余年”的人。大概《谷梁传》也是汉初申公、江翁的时代才写定的。我对于“今文”，“古文”之争，向来不专主一家。我觉得“古文”固有许多不可信的，“今文”也有许多不可信的。我对于《春秋》，虽承认《公》、《榖》两传为孔门春秋派的正传，但是我觉得这两部书里一定有汉初的人加入的材料。总之，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两部书都是汉世才写定的。大概那《春秋》三传里没有一部不夹着许多后人妄加的话，这是稍有史料研究的人都该承认的。

　　先看《公羊传》解这一句：

　　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这一段的“内证”显然不可遮掩。即使我们承认前几句是真的，那“古者曷为”以下的一大段决不是原文所有。大桀小桀四句全是抄袭孟子答白圭一章。孟子说貉的生活程度简单，政费甚轻，故可以二十而取一。中国的社会政治复杂了，政费甚大，故什一是最低的赋税。孟子这样说法，故大貉小貉等话不为唐突。《公羊传》先有孟子做根据，故不知不觉的劈空引用大貉小貉等话，便露出作伪的证据了！

　　伏生《尚书大传》的《多方》篇说，“古者十税一。多于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税一，谓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税，而颂声作矣”。这一段可与《公羊传》比较，更可添上一个作伪的来源。

　　古代学者见解之浅陋，莫如汉初的一班经师。——这是秦始皇的罪孽！即如“什一行而颂声作矣”一句话，读了可使人作呕，偏有笨伯抄去引用！

　　再看《榖梁传》：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

　　这一段是东西杂凑起来的。“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一句竟不通。其中只有“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一句是重要的。但是这一句可作许多种说法。徐邈说，“除去公田之外，又税私田十之一”，如此说则公田还在，井田之制还在，不过征税法变了！这话可信吗？孔广森说，“去公田而九家同井，每亩税取其什之一”，如此说则公田虽废而井田制仍旧存在，况且税法从九之一变为十之一，更减轻了！（孟子明说“九一而助”，后人被“什一”两个字误了，故想出种种法子极力说明井田是什一）这话可信吗？无论如何说法，“初税亩”三个字若照《榖梁传》的解说，便是鲁宣公时还有井田制。不但如此，若依哀十二年“用田赋”的各家注，则是鲁哀公时还有井田制存在！这话可信吗？

　　以上所说，只要说明：

　　（1）“初税亩”三个字于井田制毫无关系。

　　（2）《公羊》、《榖梁》两传中了《孟子》的毒，作茧自缚，惹出许多无谓的争论。

　　（3）《公羊》、《榖梁》决不是孟子以前的书。

　　（4）因为孟子的井田论实在太糊涂了，不容易懂得，故《公羊》、《榖梁》说来说去总说不清楚。

　　总结两句话：（1）孟子是很佩服《春秋》的人，若是《春秋》里有井田的根据，他又何必不用呢？他又何必去寻出那不痛不痒的两句《诗经》来证明周人的公田呢？（2）古人谈赋税，如“什一”、“藉”、“彻”等等，都只是税法，于井田不井田毫无关系。两千年的读书人不懂得这个浅近的道理，所以作茧自缚，再也缠不清楚。我们现在应该认清：税法是税法，田制是田制。

　　以上答仲恺先生的第一条，本可以完了，但是我谈高兴了，忍不住要添上几句我自己假设的议论。我以为井田论的沿革史很值得研究。从前学者的大病在于一口咬定井田是有的，学者的任务只是去寻出井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最可怜的事。“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是最可怜！古代学者拿《王制》、《周礼》来注《孟子》，又拿《孟子》来注《王制》、《周礼》，又拿《孟子》、《王制》、《周礼》来注《公羊》、《榖梁》，却不肯去研究《孟子》、《王制》、《周礼》、《公羊》、《榖梁》、《汉书·食货志》、何休《公羊解诂》等书的渊源线索，故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正如《尔雅》本是汉儒的经说辑成的，而后人又引汉儒经说来注《尔雅》。故《尔雅》竟像真是作于周公成于孔子的古书了！

　　我对于井田论沿革史的假设，大概如下，不能详细说了。

　　（1）孟子的井田论很不清楚，很不完全。（说见上）

　　（2）《公羊传》只有“什一而藉”一句，也不清楚。（同上）

　　（3）《榖梁传》说的详细一点，俱全是后人“望文生义”的注语，决不是当时的纪载。（见上）

　　（4）汉文帝时一班博士奉诏作《王制》。《王制》里分田制禄之法全是用《孟子》作底稿来做的。证据具在，不用我来详述。但《王制》除了“制农田百亩……”“古者公田藉而不税”等话之外，并无分明的“井田制”。

　　（5）汉文帝、景帝时，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现存的《韩诗外传》四，解“中田有庐，疆场有瓜”二句说，“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其田九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各得二亩半。……”这是演述《榖梁传》的话，把公田算作八十亩，每家实耕田百十亩，是后世“什一，一在十之外”的起原。《榖梁传》本有“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的话，韩生大概因此联想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两句，故想出“余二十亩为庐舍”的计算。这是分明清楚的一种井田论。

　　（6）汉代是一个造假书的时代，是一个托古改制的时代。西汉末年忽然跑出一部《周礼》来。《周礼》一书，我起初只承认他是战国末年的一部大乌托邦。现在我仔细看来，这书一定是《孟子》、《王制》以后的书，一定是用《孟子》、《王制》作底本来扩大的。《孟子》不曾见着这部书，作《王制》的博士们也不曾见着这部书，但是作《周礼》的人是熟读《尚书大传》、《孟子》、《王制》等书的。《周礼》里的井田制说得很详细，很繁复，很整齐，确是中国统一以后的人的大胆悬想。那时中国的疆域扩大不止秦以前的两倍，故《周礼》授田之制不止百亩：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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