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

《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

　　民国九年，教育部命令：从本年秋季始业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又令：“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为止。”这就是说：民国十一年以后，国民学校一律都要改用国语了。依这例推下去，到了民国十四年，高等小学的教科书也都已改成国语了。

　　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现在有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卤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一桩大改革。这些人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国语，不过他们总觉得教育部应该先定国语的标准和进行的手续，然后可以逐渐推行。例如最近某杂志说：

　　教育部应定个标准，颁布全国。怎样是文，怎样是语，那个是文体绝对不用的，那个是语体绝对不用的：把他区别出来。国语文法，国语话法，国语字典，国语词典，应该怎样编法？发音学是怎样讲？言语学是怎样讲？自己还没有指导人家，空空洞洞登个广告，叫人家把著作物送去审查，凭着极少数人的眼光来批评他，却没有怎样（当作什么）办法发表出来。种种手续没有定妥，就把学校的国文科改掉。这不是“坐在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主义么？

　　这种批评，初看了很像有理，其实是错的。国语的标准决不是教育部定得出来的，也决不是少数研究国语的团体定得出来的，更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定得出来的。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法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参观我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也有一个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在这七八百年中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已成了通俗文学——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的利器。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力量，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我的国语大半是在上海学校里学的，一小半是白话小说教我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在上海戏园里听得来的）。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

　　推行国语就是定国语标准的第一步。古人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这话初看了，好像很滑稽，其实是很有理的。我们很可以说：“决没有先定了国语标准而后采用国语的。”嫁了自然会养儿子，有了国语，自然会有国语标准。若等到教育部定出了标准的时候方才敢说国语，方才敢做国语文字，不要说十年二十年，只怕等到二三百年后，还没有国语成立的希望哩！

　　现在那些唱高调的批评家见了一篇“文不文，白不白”的文章，就要皱眉；见了一篇“南不南，北不北”的文章，就要摇头。他们说：“没有标准，那有国语呢？”

　　我要忠告他们：“请你们不要担忧。你要想学官话，千万不要怕说蓝青官话。你不经过蓝青官话，如何能说纯青官话呢？你要想用国语，千万不要怕南腔北调的国语。你不经过南腔北调的国语，如何能有中华民国的真正国语呢？”

　　我再进一步，忠告这些唱高调的批评家：“即使教育部今天就能定下一种标准的国语，我可以预料你还是先须经过你的蓝青国语，你还是先须经过你的南腔北调的国语，然后慢慢的学到你的标准国语。总而言之，先定国语，将来自然有国语标准。”

　　今年4月，教育部召集各省有志研究国语的人，在北京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我也在这里面讲演了十几次。现在国语讲习所的诸君将要毕业了，他们刻了一本《同学录》，要我做一篇序。我想诸君是第一次传播国语的先锋，这回回各省去，负的责任很大。我们对于诸君的临别赠言，没有别的，只是前面说的这点意思。总括一句话：“推行国语便是定国语标准的唯一方法；等到定了标准再推行国语，是不可能的事。”

　　九，五，十七

　　（原载1921年2月《新教育》第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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