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答钱玄同书(2)

答钱玄同书(2)

　　附录一钱先生原书

　　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敬白

　　胡适之先生：玄同年来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学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去春读《科学》二卷一号，有大著《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篇，钦佩无似。嗣又于《新青年》二卷中读先生论改良文学诸著，益为神往。顷闻独秀先生道及先生不日便将返国，秩后且有来京之说，是此后奉教之日正长。文学革命之盛业，得贤者首举义旗，而陈独秀、刘半农两先生同时响应，不才如玄同者，亦得出其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议论以就正于有道，忻忭之情，莫可名状。日前由独秀先生见示五月十日先生致独秀先生之书，对于《新青年》三卷一号玄同之通信有所奖饰，有所规正。玄同当时之作此通信，不过偶然想到，瞎写几句。先生之奖饰，殊足令我惭恧。至于规正之语，今具答如左（下），愿先生再教之也！

　　（1）玄同谓《聊斋志异》、《燕山外史》、《淞隐漫录》诸书全篇不通者，乃专就其堆砌典故之点言之。先生谓“《聊斋志异》在吾国札记小说中，但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陋”。玄同则以为就此点观之，尚不能算一无足取。《燕山外史》一书，专用恶滥之笔，叙一件肉麻之事，文笔亦极下劣，最不足道。王韬《淞隐漫录》，全是套《聊斋志异》笔法，文笔更为恶劣，亦可不论。若《聊斋志异》，似尚不能尽斥为“见识鄙陋”。十几年前，有人说，《聊斋志异》一书，寓有排满之意，书中之“狐”，系指“胡人”；此说确否，虽未可知，然通观前后，似非绝无此意。又其对于当时龌龊社会，颇具愤慨之念，于肉食者流，鄙夷讪笑者甚至。

　　故玄同以为就作意而言，此书尚有可取之处。惟专用典故堆砌成文专从字面上弄巧，则实欲令人作恶，故斥之为“全篇不通”耳（《阅微草堂笔记》，亦是《聊斋志异》一类。论文笔，实较《聊斋志异》为干净；论作者之思想，则纪昀便僻善柔，利欲熏心，下于蒲松龄远甚。然文笔可学而思想不能学，故学《阅微草堂笔记》之《子不语》，看了尚不甚难过；而学《聊斋志异》之《淞隐漫录》，则实欲令人肌肤起粟）。

　　玄同之反对用典，与先生最有同情（先生谓“所主张八事之中，惟‘不用典’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玄同则以为八事之中，以此及“务去烂调套语”二条为最有特见）。玄同以为苟有文才，必会说老实话，做白描体；如无文才，简直可以不做（或谓无文才者，虽不必做文学之文，而终不能不做应用之文；然应用之文，务取老妪都解，尤无可以用典之理）。若堆砌许多典故，等后人来注出处，借此以炫其饱学，这种摆臭架子的文人，真要叫人肉麻死了！

　　（2）先生谓“《西游记》一书，全属无中生有。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其开卷八回记孙行者之历史，在世界神话小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又以此书与《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三书并列为第一流小说，此意玄同极以为然。前次通信与《封神传》同列，乃玄同之疏于鉴别也。

　　（3）《七侠五义》一书，先生谓其“在第二流小说中，尚可称佳作”。玄同于此书，看得不熟，现在无从作答。惟似乎觉得比《施公案》、《绿牡丹》诸书为佳耳。

　　（4）《三国演义》一书，玄同实未知其佳处。谓其有文学上之价值乎？——则思想太迂谬。谓其为通俗之历史乎？——则如“诸葛亮气死周瑜”之类，全篇捏造。且作者写其书中所崇拜之人，往往费尽气力，仍无丝毫是处：如写刘备，成了一个庸懦无用的人；写诸葛亮，成了一个阴险诈伪的人；写鲁肃，简直成了一个没有脑筋的人。故谓其思想既迂谬，文才亦笨拙。至先生所谓“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

　　玄同则以为此点正不足取。盖曹操固然是坏人，然刘备亦何尝是好人？论学，论才，论识，刘备远不及曹操；论居心之不良，刘备、曹操正是半斤八两。帝蜀寇魏之论，原极可笑；然习凿齿、朱熹借此以正东晋、南宋，正如十年前之革命党帝朱温而寇李存勖，褒美韩林儿、洪秀全之比，尚算别有苦心。至于元、明以后，尚持此等见解，甚且欲作小说以正人心，害得一班愚夫愚妇无端替刘备落了许多眼泪，大骂曹贼该千刀万剐，而戏台上做《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等戏，必定挤眉弄眼，装出许多丑态；这真正可发大笑了！玄同以为论历史上之价值，《说岳》尚在《三国演义》之上：以两书中之上等人物而论，岳飞固远非关羽所可及，无论一颇精细，一极粗暴也，即以生平功业而论，岳排异族，关杀同胞，亦岂可同年而语！然《说岳》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响；《三国演义》既出，于是“关公”、“关帝”、“关老爷”、“关夫子”闹个不休。

　　明、清两代，社会上所景仰之古人，就是孔丘、关羽二位。这个孔丘，便是《儒林外史》上马二先生对蘧公孙说的那个孔丘；（他说道：“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这个关羽，便是常常拿着大刀显圣的那个关羽；其心传正宗，便是康有为、张勋二人。而且不但愚夫愚妇信仰“关老爷”，即文人学士亦崇拜“关夫子”。此等谬见，今后亟应扫荡无疑。玄同之不以《三国演义》为佳著者，此也。

　　（5）先生谓“《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此种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此说极精。又谓“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斯论尤确不可易。玄同前以《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书为有价值之小说，此是偶然想到，不曾细细思量；得先生纠正，甚感。惟先生又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诸不全德的小说中独为最上品；因其书以‘我’为主人，全书中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得此一个‘我’乃有所附着，有所统系，此其特长之处。”

　　玄同以为若照此说，则《老残游记》中亦以一老残贯串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此老残亦可与“我”同论也。然此说终是牵强。记得十年前见《新小说》中登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好像是到“我”之归娶而止，今书肆所售单行本，则以下又多了若干回，如“梁顶粪”等事，皆为前此所无，而文笔亦大不如前。此即由“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可多可少，“可至无穷之长”之故。此亦足为不全德的小说不能尽善之证。

　　又先生谓“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此说玄同亦以为然。先生又谓“《品花宝鉴》之历史的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此说尤有特见。推此论而言之，则知《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泆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正是今之积蓄不义钱财而专事“打扑克”，“逛窑子”，“讨小老婆”者之真相。语其作意，实与《红楼梦》相同（或谓《红楼梦》即脱胎此书，盖信）。待以描写淫亵太甚，终不免有“淫书”之目。即我亦未敢直截痛快，径以此书与《红楼》、《水浒》等齐列。然仔细想来，其实喜描淫亵，为中国古人之一种通病。远之如《左传》，详述上烝，下报，旁淫，悖礼逆伦，极人世野蛮之奇观；而叙陈灵公淫乱之事，君臣相谑之言，尤为淫亵之尤。（今之主张读经者，欲令知识甫开之童子将此等文章朝夕讽诵，师长则细细讲解。礼教国之教育，原来如是！）近之如唐诗，宋词，说淫话处亦不为少。

　　至于元、明之曲，则有直叙肉欲之事者矣（如《西厢》之《酬简》，《牡丹亭》之《惊梦》。即《水浒》、《红楼》中，又何尝无描写此类语言，特不如《金瓶梅》之甚耳）。故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品花宝鉴》当在第二流）。惟往昔道德未进化，兽性肉欲犹极强烈之时，文学家不务撰述理想高尚之小说以高尚人类之道德，而益为之推披助澜，刻画描摩，形容尽致，使观之者什九不理会其作意，用“赋诗断章”之法专事研求此点，致社会道德未能增进（但可谓之未增进耳，若谓益不如前，亦非公允之论），而血气未定之少年尤受其毒。此则不能不谓为前世文学家理想之幼稚矣。

　　然社会进化，是有一定的路线，固不可不前进，亦不能跳过许多级数，平地升天。故今日以为今之写实体小说不作淫亵语为是，而前之描摩淫亵为非；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先生所谓“《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诲淫之书者”，此说最是。故玄同以为但令吾侪今日则诋《金瓶梅》、《品花宝鉴》为淫书，二十一世纪时代之人则诋《碎簪记》、《双枰记》、《绛纱记》为淫书，便是在轨道上天天走不错的路。如是，则无论世界到了三十世纪，四十世纪，……一百世纪，而《金瓶梅》自是十六世纪中叶有价值之文学，《品花宝鉴》自是十九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碎簪记》、《双枰记》、《绛纱记》自是二十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正如周秦诸子，希腊诸贤，释迦牟尼诸人，无论其立说如何如何不合科学，如何如何不合论理学，如何如何悖于进化真理，而其为纪元前四世纪至六世纪之哲人之价值，终不贬损丝毫也。

　　先生以《镜花缘》为第二流之佳作，鄙意亦以为然。惟作者太喜卖弄聪明，双声叠韵，屡屡讲述，几乎是“文字学讲义”矣！玄同以为小说而具讲学的性质，实非所宜（最下乘者，如《野叟曝言》，阅之，真欲令人喷饭），高明以为然否？

　　先生“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此意甚盛。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其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惟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如《月》第一首后二句，是文非话：《月》第三首及《江上》一首，完全是文言，又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采桑子》），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韵之文，本有可歌与不可歌二种。寻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为多。既不可歌，则长短任意，仿古创新，均无不可。至于可歌之韵文，则所填之字，必须恰合音律，方为合格。词之为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其调名。后世音律失传，于是文士按前人所作之字数，平仄，一一照填，而云“调寄某某”。

　　此等填词，实与做不可歌之韵文无异；起古之知音者于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节之字之句；就询填词之本人以此调音节如何，亦必茫然无以为对。玄同之意，以为与其写了“调寄某某”而不知其调，则何如直做不可歌之韵文乎！若在今世必欲填可歌之韵文，窃谓旧调惟有皮簧，新调惟有风琴耳。刘半农先生谓“当改填皮簧之一节或数节，而标明‘调寄西皮某板’，或‘调寄二簧某剧之某段’”（见《新青年》三卷三号《我之文学改良现》）。玄同以为此说最是。其填风琴之调者，当直云“调寄风琴某曲”。

　　上来所论，敬乞教正。玄同非敢于尊作故意吹求，因同抱文学革命之志，故不惮逐一商酌。冒昧之愆，尚希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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