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1952年1月4日

1952年1月4日

　　胡适这个人

　　沈尹默

　　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地重视他。

　　他进北大，是由陈独秀推荐的，独秀和他本来没有见过面，因为办杂志拉稿子，才时常通信，知道他喜发议论、做文章。那时候蔡孑民先生立志要把北大文科革新一下，就把独秀请来做文科学长，因此，独秀就向蔡先生说，胡适年少有见识，教他来加入我们革新的工作是很好的。蔡先生马上打电报到美国去请胡适，他便来到北大做文科哲学门的教授，担任的是中国哲学史。当他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上编出版时，我也和一般人心理一样，要看看他的本领，到底怎么样了不起，会得轰动一时；但是使我很失望——这是我对他第一次的失望，我只翻读了开头十几页，便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他写的白话文，的确很漂亮，而他的引用来证明他的论断的古书中的文句，出注不甚确切，有时且不免近于武断，使人难以满意。后来又看见他为《申报》馆作的《五十年来的白话文学》（书名大致如此，记不甚清楚了），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好的都是白话的，白话的都是好的。”他一向标榜用科学方法的，而且他是讲逻辑的，我不懂这两句话，是用什么逻辑、什么科学方法得出来的结论。这第二次使我失望，比第一次还要大些。从此以后，我就很少看他的作品。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他写的文字，无论是散文，或者是诗，都很干净，但是过分的干净了，干净得同蒸馏水一样，尝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我记得在日本京都，有一回去看一位在旧学界享盛名的老教授，他向我这样说：“胡适的白话诗，诗的趣味很少，论他的才情，似乎还远不及刘半农。”

　　我再举出几件事实来说明他的为人。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轻，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又陈独秀到北大后，把《新青年》杂志移到北京来办，由北大几个同人分任编辑。有一期是归钱玄同主编的，登了一篇王敬轩和林琴南新旧斗争的文章，大部分是刘半农的手笔，而博士大为不满，认为这样不庄重的文字有失大学教授们的尊严体统，硬要把这个杂志编辑权归他，这一来，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这样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头向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他当时只好听从我的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不久，“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一面说这是非常时期，“你们应该采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他要等学生开大会时去讲话，阻拦他不住，终于到会讲了话，但没有人理睬他，讨了个没趣。以上所说的三件事情，都是他常常引以为恨的事。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的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平日喊出许多好听的口号来，不过是一种引人的幌子，与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这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不胜枚举的事例。胡适也就是这一种类型的活跃于反动时代的政客学者。还可以说一两件事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地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式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因此之故，才晓得一九二四年以后，北大学生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是有正当的理由的。但是中学生们还是欢喜读他的东西，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清楚，容易了解，再则他往往单凭他的主观愿望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轻易下断语、作结论。中学生读书少，不能够发现他的轻率武断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说得那么简而明。其实，不是用简单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学问的，凡稍微多读几本书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为他对于一般人的影响，是一时的，不会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所以开风气这一点，一般人都是认为他的功劳，其实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者是吴又陵，他不过跟着尽一些宣传力量。他又善于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里，却把这个功劳归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去了。

　　今天的座谈会是对于胡适思想问题加以讨论的。无疑他是一个亲美崇美的人，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一切历史的分析，学理批判，诸位先生的发言都已经详尽无遗，我只能就我知道的事实，说出来印证诸位的言论是正确的。但我根据事实来说，胡适思想的影响，不比崇拜武训的人们的思想影响来得大，他不能影响到学习过马列主义者的脑筋中去，这就充分说明了胡适思想是容易清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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