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k Henry在1775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年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检得卷十七有这一条：

　　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诲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989，死在1052，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灵乌赋》答梅圣俞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1036）他同欧阳修、余靖、尹诛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1003，死在1061。他的集中有《灵乌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里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庶或我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啄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后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己不称，昵己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已，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长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灵乌赋》，有自序说：

　　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抄几句：

　　灵乌，灵乌，
　　尔之为禽兮何不高飞而远翥？
　　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
　　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
　　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诉，
　　请臆对而忍谕：
　　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
　　我有质兮虑天地之覆露。
　　长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树。……
　　母之鞠兮孔艰，
　　主之仁兮则安。
　　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盘桓。
　　思报之意，厥声或异：
　　忧于未形，恐于未炽。
　　知我者谓吉之先，
　　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故告之则反灾于身，
　　不告之则稔祸于人。
　　主恩或忘，我怀靡臧。
　　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
　　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听甚迩，人言曷病！
　　被希声之凤皇，
　　亦见讥于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见伤于鲁人。
　　凤岂以讥而不灵？
　　麟岂以伤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
　　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学太仓之鼠兮，
　　何必仁为，丰食而肥？
　　仓苟竭兮，吾将安归！
　　又不学荒城之狐兮，
　　何必义为，深穴而威？
　　城苟圯兮，吾将畴依！
　　…………

　　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
　　爱于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无言兮是然。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

　　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1046）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1043）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这是他在那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乱哉？

　　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智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纽约读书笔记

　　（原载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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