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2)

政制改革的大路(2)

　　次谈钱陈两先生的具体主张。

　　陈先生不主张党外有党，却主张党内有派，他要国民党内各派都分化成公开的政团，公开的提出政纲来作政治的竞争。“党内无派”的口号久已抛弃了，当日创此半句口号的人也早已建立新派系了。还有那上半句“党外无党”，也没有存在的理由。既许党内有派，何以不许党外有党，如果有负责任的国民提出“具体的应付内政外交的策略”，何以不许在国民党各派以外去组织政党？

　　老实说，我是不赞成政党政治的。我不信民主政治必须经过政党政治的一个阶段。此话说来太长，现在表过不提。我只要说，我不赞成政党，我尤不赞成“党权高于一切”的奇谈。我的常识告诉我：人民的福利高于一切，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如果此时可以自由组党，我也不会加入任何党去的。可是我的意思总觉得，为公道计，为收拾全国人心计，国民党应该公开政权，容许全国人民自由组织政治团体。

　　陈钱两先生都提到国民党内部的团结问题。陈先生要用分化合作的方式来谋党内的团结，钱先生要在一个最高领袖之下谋党内的团结。我要指出一个重要观点：今日需要团结的，是全国的人心，不是三五个不合作的老头子，也不是三五组不合作的私人派系。陈钱两先生的方案，都只顾到了那三五人，或三五小组，而都忽略了那更广大的全国人心。司太林放逐了托洛茨基，何妨于他建国的大计？我们现在读托洛茨基的自传，最感觉不愉快的是他那悻悻然刻画私人党争的琐细，把司太林，齐诺维夫诸人都骂的不值半个纸卢布。其实最要紧的是要问：抓住政权的人们是不是真能拼命做出一点建国的成绩来，使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都公认他们抓住政权不是为一二人或某一组的私利？

　　所以今日当前的问题，不是三五人的合作不合作，也不是三五个小组的团结不团结。今日的真问题是收拾全国的人心。当九一八事件之后，政府的领袖首先谋党内的团结，开了许久的团结会议，结果还是至今没有团结成功。然而这四年的国难却渐渐使得国家统一大进步了。今日政府力量之强，远过四年前的状况，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四年中政治统一的进步，并不是由于三五个人的团结；今日政府的弱点也并不是由于三五个人的不合作。

　　这四年的历史的教训是：统一全国容易，团结党内很难。全国的人心是容易收拾的：当淞沪血战的时期，全国的人真是“万众一心”的拥护十九路车。但福建的“人民政府”起来时，十九路军的枪尖转向内，就不能得到各地的响应了。这样“捷如影响”的反应，难道我们不看见！党内的私斗就不同了。他们的争点或是私怨，或是私利，又往往不敢公然承认，总要借几个大名目大口号来作遮掩。他们骂政府不抗敌，他们自己抗敌了吗？他们骂政府贪污，他们自己不贪污了吗？他们骂政府压迫言论自由，他们自己真容许言论自由了吗？在这种私斗重于公谊的态度之下，党内的团结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我主张，政制改革的下手方法是要把眼光放大些，着眼要在全国人心的团结，而不在党内三五人的团结。能团结全国人心了，那三五人也不会永远高蹈东海之滨的；若不能团结全国的人心，即使一两个天下之大老扶杖来归，也何补于政治的改革，何益于建国的大计？

　　而今日收拾全国人心的方法，除了一致御侮之外，莫如废除党治，公开政权，实行宪政。在宪政之下，党内如有不能合作的领袖，他们尽可以自由分化，另组政党。如此，则党内派别的纷歧，首领的不合作，都不了而自了了。

　　这是政制改革的大路。

　　其次，钱陈两先生都主张改革中政会议。在我提出的宪政前提之下，中政会议本不成问题。钱陈二先生要的是一个和平更替政权的机关。我在上文已说过，在宪政之下，这个和平更替政权的机关是国民大会。宪法初稿和修正稿都有“行政院设院长一人，由总统提经国民大会或国民委员会之同意，任免之”一条。去年立法院最后通过的宪法草案把这个国民委员会取消了。宪草在中政会议审查时是否还可以修正，现在我们不能预言。但无论如何，在宪法之下，我们不愁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权更替的机关。

　　中政会议的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现在的党治之下，党内重要领袖都要管部管院；既管院部了，又都不愿上头有个最后决议的机关管住他们，所以他们又都要兼任中政会议的委员。结果当然成了陈先生说的“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负责者和负责的对象，同是一班人”的怪现象。钱陈两位都主张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但他们都不明白这个怪现象所以形成的事实。原来国民党的党政组织太繁重了，事实上一个部长只是一个第六级的小官，部长之上有院长，院长之上有五院合组的国民政府，政府之上有中政会议，中政会议之上有中执委全会，最后还有全国代表大会。四中全会改革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把行政院升作政府，把国民政府主席改作盖印画诺的机关，于是这六层宝塔并作四级了。然而最重要的可以冲突的两级——五院与中政会议——依然存在。既舍不得部院的实权，又不愿得了实权而反受人管辖牵制，于是非兼职不可了。事实上，政府的决议如果天天有被中政会议否决的危险，也不是行政效率上所应该有的事。所以这种办法也自有它存在的理由。钱陈二位的建议，完全不能解决这个事实上的困难，我可以断定这个办法是不会被接受的。

　　当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南京大谈全国团结，当时就有人建议，把中政会议放大，请党外名人加入十八人。吴稚晖先生就指出中政会议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加入的党外委员必须有中委两人的介绍，加入党籍。可是那就又不成其为“开放政权”的表示了。于是一场议论终于没办法而散。现在钱端升先生又提议中政会议“少数不妨为国内其他的领袖”，“非党员的领袖不妨由全会特予党籍”。这个办法正是四年前的老话。我想“国内其他的领袖”恐怕不十分热心接受这种特予的荣誉罢。

　　所以中政会议是无法改革的。因为它是代表党来监督政府的，现在党的势力实不能监督政府，而政府也实不愿受党的监督，于是只有自己监督自己了。

　　所以改革中政会议也不如实行宪政，让人民的代表机关来监督政府。这是改革政制的大路。

　　最后，我们可以谈谈钱先生要请蒋介石先生作最高领袖但又不要他独裁的主张。

　　第一，钱先生为什么一面要蒋先生做党内的最高领袖，一面又要我们党外人“一致的拥护承认”呢？蒋先生是不是一个党的最高领袖，那不过是一党的私事，于我们何干？何必要我们“非党员，不反蒋，而又多少能领导国民的人们”来拥护他，承认他？况且我们党外人又如何能“力促党内非蒋各派……拥他为领袖”？例如钱先生说的胡展堂先生的态度，岂是我们党外人能转移的吗？

　　我要用孟子的话对钱先生说：“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我们此时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来领导解救国难，但是这个领袖必须是一国的领袖，而不是一党一派的领袖。他自己尽可以继续站在党内做一党的领袖，正如他尽可以站在军中做一军的领袖一样。但他的眼光必须远超出党的利益之外，必须看到整个国家的利益。不能如此的，决不够资格做一国的领袖。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最有实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国的领袖。他的资格正是钱先生说的“他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

　　所以蒋先生之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个事实的问题，因为全国没有一个别人能和他竞争这个领袖的地位。

　　但是钱先生又说：“蒋先生不应做独裁者。”这个主张出于主张极权主义的钱端升先生的笔下，是很可惊异，也很可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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