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

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

　　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前天报载中央党部决议“交中央组织宣传民运三委员会及内政教育两部会同拟具新生活运动推行办法”，很像是要用政府的权力来推行这个运动了。

　　蒋介石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的人；前几年，当国内许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声正狂热的时代，他能不顾一切非笑，毅然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烟卷。因为他自己能实行一种合于常识的生活，又因为他自己本有一种宗教信心，所以他最近公开提倡这个新生活运动，想在三个月之内造成一个“新南昌”，想在半年之内“风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我们读他2月19日的讲演，字里行间都使我们感觉到一个宗教家的热诚。有了这种热诚，又有那身体力行的榜样，我们可以想像他在南昌倡导的新生活，应该有不少的成绩。

　　我们看南昌印出来的《新生活须知》小册子，所开九十六条（规矩五十四项，清洁四十二项。）都是很平常的常识的生活，没有什么不近人情的过分要求。其中大部分是个人的清洁与整饬，一部分是公共场所应守的规律，大体上诚如蒋介石先生说的，不过是一些“蔬米布帛”，“家常便饭”。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应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准。蒋先生这回所提倡的新生活，也不过是他期望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的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准。这自然是我们应该赞成的。

　　但我们观察最近一个月来这个运动的趋势，我们不能不感觉一点过虑。我们很诚恳的提出一点意见，供这个运动的倡导者的考虑。

　　第一，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须知》小册子上的九十六条，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钮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喝嚼勿出声，不嫖不赌，不吃鸦片烟，……”做到了这九十六样，也不过是学会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人样子。我们现在所以要提倡这些人样子，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里还有许多人不够这种人样子。九十六件，件件俱全，也只够得上一个人的本分。即如做官不贪污（不在这九十六条之内）乃是做官的本分；此外他还得有别种治事安人的本领，方才可以做出治事安人的成绩。救国与复兴民族，都得靠智识与技能，——都得靠最高等的知识与最高等的技能，和钮扣碗筷的形式绝不相干。认清了目标，大家勉力学一点最低限度的文明人样子，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过分夸张这种常识运动的效果，说这就是“报仇雪耻”的法门，那是要遗笑于世人的。

　　第二，我们要认清楚，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的运动，而不是一个政治运动，生活是习惯，道德是习惯。古人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个说法是不错的。朝一个方向走，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成了品行，就是道德。宣传的功用只在指明一个应该走的方向，使人明白某种目标是应该做到的，某种习惯是应该改革的；使人把不自觉的习惯变成自觉的努力的对象，这是改革习惯的起点。但生活习惯改革，不是开会贴标语所能收效的。政府必须明白什么是它能做的，什么是它不能做的。把一些生活常识编到小学教科书里去，用一些生活常识做学校考绩的标准，用政府力量举办公众卫生，用警察的力量禁止一些妨害公安与公共卫生的行为，官吏公仆用一些生活标准来互相戒约，——这些是政府所能做的。此外便都是家庭教育与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势力范围之内了。近二三十年中，许多生活习惯的改革，如学校运动场上的道德，如电车中的让坐给妇女与老人，如婚丧礼的变简单，都是教育进步的自然结果。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可以增加虚伪而已。十年前山西的洗心社和自省堂，不可以做我们的好镜子吗？（民国八年我在太原一个自省堂里参观，台上一位大官正讲经书，我面前一个中学生正拿着粉笔在他的同学制服上画一个乌龟！）

　　第三，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拾到东西，交还原人”（九十六条之一），在西洋是做到的了；我们看欧美车站上和报纸上“拾物招领”的广告，看他们乡村里夜不闭户的美俗，回忆中国劝善书上所记载的许多“拾金不昧”的果报故事，我们真十分感觉惭愧。生活提高了，知识高了，不但“道不拾遗”，拾了遗物还会花钱去登报招领。在我们这个国家，父母教儿女背着篮子，拿着铁签，到处向垃圾堆里去寻一块半块不曾烧完的煤球，或一片半片极污秽的破布。虽有“拾金不昧，拜相封侯”的宗教，有何益哉？

　　《儒林外史》说万雪斋家的盐船搁了浅，就有几百人划了小船来抢盐，却没有人来救人。贫穷的乡下人自然不足怪。《儒林外史》又写一位品学兼优的余大先生，出去“打抽丰”，州官教他替一件命案说人情，可以得百余两银子，他就高高兴兴的拿了银子回家去替父母做坟。做书的人毫不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事。又如今日的大学学生——甚至于大学教授——假期回家，往往到处托人弄火车免票，他们毫不觉得这样因私事而用公家的免票就是贪污的行为。凡此种种，都是因为生活太穷，眼光只看见小钱，看不见道德。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

　　（原载1934年3月25日天津《大公报》，又载1934年4月8日《独立评论》第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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