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热河失陷以后，日本的军部与政客都表示希望中日两国开始直接交涉。从这一点谬妄的希望上就生出了许多见神见鬼的谣言，到今天还有人宣传中国政府里有某某人主张这种直接交涉。

　　我在这一年半之中，曾经主张在某种条件之下中国政府应该表示可以和日本开始交涉（《独立评论》第五期，《论对日外交方针》）。但我曾明白的说：“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

　　在最近几个月之中，事实的昭示使我们明白这种交涉的原则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最明显又最正式的表示是2月14日日本出席国联代表团答复国联秘书长的书信。先是2月9日国联秘书长代表十九国特委会致书于日本代表团，请他们明白答复：日本政府究竟是否承认“满洲国”的继续存在不能解决现前的争端；究竟是否接受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中的第七项原则。2月14日日本代表的答书有许多强辩的遁辞，但有一句话是很明白的：“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唯一的保障。”国联十九国特委会接到这封答书之后，当日即回答日本代表团，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讨论日本代表提出的各点是不会有结果的”。

　　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

　　理由是很简单的。第一，我们要对得住国联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美国政府去年1月7日曾正式宣布：

　　凡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巴黎（非战）公约的规定与义务的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条约，或协定，美国均不承认。

　　去年3月11日国联大会的五十个国家也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案：

　　凡因违反国联盟约或巴黎公约之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条约，或协定，国联会员国有不予承认之义务。

　　这就是所谓“不承认”主义，有时也叫做司汀生主义。司汀生去年8月曾说：

　　当1月7日美国政府单独表示决不承认侵略所得的结果，侵略者见了也许不放在心上；可是当整个的文明世界都表示赞成美国政府的主张时，这局面可就显出他的真意义了。道德的贬议，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贬议，他的意义的重大是国际公法从来不曾有过的。（参看《独立评论》十九号，《究竟那一个条约是废纸》）

　　司汀生的话，有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也许至今还很怀疑。这种怀疑也很自然，因为现在已有“全世界的道德的贬议”了，然而侵略者的暴行并没有因此减轻了一分一毫！可是我们不能这样性急。向来国际的关系总是承认一个已成的局面的。这一回的司汀生主义确是开了一个“国际公法从来未曾有过的”的新局面：就是不承认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它的成功与失败是关系全世界人类的前途的。这种新的政治理想的第一次试验的场所就是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对于这种理想主义尽管怀疑，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

　　第二，我们不应该抛弃国联。中国在这个中日冲突开始的时候就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提出国联行政院。在这十八个月之中，国联的行动虽然引起了我们中国人不少的失望，但是平心论之，国联在这一年半之中对中日冲突案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全国人的深刻的感谢的。假如没有国联的受理，这个冲突在旧日国际公法的原则之下只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别的国家尽可以趁火打劫，或者宣告中立，都没有参预评判或调解的义务。这个问题所以成为一个全世界的大问题，使侵略者不能不有所瞻望顾忌，这是国联的第一贡献。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发表了他们的公正的报告书，指出“九一八”夜的日本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的自卫办法；指出“满洲国”的成立是由于日本军队的存在及日本官吏的活动，而不是由于真正自然发生的独立运动；指出满洲伪国之维持决不能解决中日两国的冲突。这个报告书的公布使得此次争执的真是非大白于全世界，这是国联的第二贡献。

　　最后，国联在本年2月24日的大会，通过了十九国特委会的报告书与建议案，在那报告书里整个接收了李顿报告书的公正的结论，正式判定东三省的主权无疑的属于中国，正式判定日本军队在九一八夜以及后来的军事行动均不能认为自卫的动作；正式判定满洲伪国是一群日本文武官吏在满洲境内计划组织起来的傀儡，是“满洲境内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不赞成的”；正式判定虽然九一八以前中日两国都有错处，九一八以后，日本应负完全责任；正式判定九一八以后中国抵制日货是属于国际报复的行为。这种种的判断使我们的申诉得着整个文明世界的正谊的判决，得着国际公法上的法律根据，得着了蒋廷黻先生（本刊四十三号）所谓“联合全世界一致对日的预备工作”。

　　这种判断使日本成为全世界道德的贬议之下的大罪人。这是国联的第三贡献。——在国联给了我们这种种援助之后，我们至少的限度的义务是必须做一个忠实的国联会员国；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遵守去年3月11日国联大会通过不承认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的决议；必须遵守本年2月24日大会通过的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规定，解决争执的办法必须不违反李顿报告书第九章的十项原则，必须与其他会员国一致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继续不承认满洲伪政权。

　　这两个理由完全是从中国的国际的局面着想。至于国中舆论的道德上的制裁决不容许政府当局作今日之李鸿章，这是国中各报纸都已详细发挥的了，不用我再来申说。

　　总而言之，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不可因为眼前的迫害就完全牺牲了我们将来在这世界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国家的生命是国际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可因为怕一个强暴的敌人就完全抛弃了全世界五六十个同情于我们的友邦。

　　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

　　我们要准备牺牲，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一点信心。没有一点信心，我们是受不起大牺牲的。我们现在至少要有这样的信心：“现在全世界的正谊的赞助是在我们的方面，全世界的道德的贬议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的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

　　1914年比利时全国被德国军队占据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

　　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

　　1933，3，27

　　（原载1933年4月2日《独立评论》第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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