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于新学制的感想

对于新学制的感想

　　我对于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的学制系统草案，大致都很满意。陶知行先生要我把我个人对于这个草案的意见写出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讨论的时期尤其重要，故我不敢推辞，就把我的几个感想——或是赞同，或是疑问——都写了出来，请国内教育家指教。

　　（一）关于初等教育的一段

　　新学制改小学七年制为六年制，废去国民学校与高等小学的名称，统称为小学校，但得分为二期：第一期四年，第二期二年。这个改革把小学的年限缩短了一年。我想这一层有几层好处：第一季省出一年来，加在中等教育上去，使六年的中学制容易实行。第二，当此义务教育未能实行的时候——后三年的实行更不知在何年！——缩短一年便可以减轻学生家属一年的负担。第三，有人疑心年限的缩短便是程度的降低。这是错的。小学改用语体文以后，时间应该可以大缩短，而程度可以必不降低。但这个责任，课程与教科书也应该分担一部分。若把旧日古文体的教科书翻成了白话，就算完了事，那是决不行的。小学里用白话教授，教学的困难可以减去不少，教学的效率应该可以增加。若仍旧一课止能教“一只手；一只右手”，那就是大笑话了。

　　新学制关于初等教育，还有一个大长处。总说明第四条云：

　　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故于高等及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于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

　　又第五条云：

　　图之左行年龄，以示入学及升级之标准。但实施时，仍以其智力与成绩或他种关系分别入学或升级。

　　这个弹性制是现在很需要的。现在的死板板的小学对于天才儿童实在不公道，对于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儿童也不公道。我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学堂的时候，曾在十二日之中升了四级。后来在澄衷学校，一年之后，也升了两级。我在上海住了五年多，换了四个学校，都不等到毕业就跑了。那时学制还没有正式实行，故学校里的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都是弹性的。现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五年之中不曾受转学的损失，也不曾受编级的压抑。我很盼望这个弹性主义将来能实行；我很盼望办小学的人能随时留心儿童才能的个性区别，使天才生不致受年级的制限与埋没。当此七年小学制未废止的时候，我知道有许多儿童可以不须七年的；将来六年制实行之后，也许有一些儿童还可以缩短修业年限的。当缩短而不缩短，不但耽误了天才的发展，还可以减少求学的兴趣，养成怠学的不良结果。

　　（二）关于中等教育的一段

　　新学制把中学的修业期限由四年改为六年，分作两级：前一级为初级中学，或三年，或四年，或二年；后一级为高级中学，或三年，或二年，或四年。中学改为六年，是很好的。但我有几点疑问。现在的中学，可算是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不全在四年时间之短，乃在中学教员之缺乏与教授之不得法。年限的加长并不能救现在中学的弊病。用现在办中学的人，不变现在的教授法，即使六年的工夫全用来教现制中学四年的课程，也是不会有进步的。何况新制的六年中学，除了做完现制四年的中学课程之外，还要做完大学预科和高专预科的课程呢？现在单办中学，人才还不够用；将来办这些兼大学预科的中学，又从哪里得人才呢？这几点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大学及各种高等专门学校皆不设预科，这固是我极赞成的。我常说，民国元年的学制把各省的高等学堂都废去了，规定“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那是民国开国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因为（1）各省设立大学的一点小基础，从此都扫去了；（2）各省从此没有一个最高学府了，本省的高等人才就不能在本省做学术上的事业了；（3）大学太少了，预科又必须附在大学，故各省中学毕业生，为求一个大学预科的教育，必须走几千里路去投考那不可必得的机会，岂不是太不近情理吗？试想四川、云南、贵州的中学毕业生必须跑到北京、南京，方才有一个投考预科的机会。这两年的预科教育，值得这么大的牺牲吗？

　　新学制主张废止预科，使各省的高级中学都可以做大学预科和高专预科的课程。这就等于添设无数大学高专的预科了。这是极好的意思。但是有一个大疑问。现在国立大学（北京、山西等）的预科成绩实在不能满人意。我们自己承认北京大学的预科办的实在不好。但是北京请教员自然比他处容易多多了；国立各大学对于预科教员的待遇，自然比将来高级中学教员的待遇要高的多了。北京的预科办不好，将来的高级中学分做现在预科的职务能更满意吗？这不是很可注意的一个疑问吗？

　　综合以上各点，我们对于新制六年中学的办法，不能不提出几条辅助的条件：

　　第一，高级中学之设立必须十分审慎。经费，设备，人才，教员资格，课程……等项，必须有严格的规定。

　　第二，高级中学教员之待遇，须与现在大学预科教员的待遇略相等。

　　（三）余论

　　有许多别的问题，我不能讨论了。我现在且下两三个普通的观察。

　　（1）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他的弹性。他的总标准的第三第五两条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力。”这就是弹性。学校的种类加多了，中等学校的种类更加多了，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职业教育多至六种以上，年限有一年至六年的不同，内容有完全职业的与由普通而渐趋向职业的两大类。中学修业年限也有四二，三三，二四的不同。大学也有四年，五年，六年的不同。这还是新制哩。若加上现制未能即改的种种学校，那就真成了一个“五花八门”的学制系统了！但这个“五花八门性”正是补救现在这种形式上统一制的相当药剂。中国这样广大的区域，这样种种不同的地方情形，这样种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只有五花八门的弹性制是最适用的。

　　（2）学制系统的改革究竟还是纸上的改革；他的用处至多不过是一种制度上的解放。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研究这个学制的内容。内容的研究并不是规定详细的课程表，乃是规定每种学校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这件事决不是教育部的几个参事司长能办到的。我很盼望国内的教育家应该早日作细密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引起公开的讨论。

　　（3）前日听见孟禄博士说，他对于学制改革，主张“一种新制学校非到办理有成效时，不得代替同种的旧制学校”。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忠告。我们决不可随便把旧制学校的招牌改了就算行新制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法子是行不得的。我以为新制的大部分（中学一段尤其如此）应该从试验学校办起。旧制之下的学校暂时不去改动；旧制学校非确有最高成效为专家公认的，不得改为新制。等到试验学校的成效已证明了，然后设法推行这个新制。

　　（原载1922年2月《新教育》第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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