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七归国记

卷十七归国记

　　民国六年六月九日离纽约。

　　十日晨到绮色佳，寓韦女士之家。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

　　在绮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

　　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

　　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何意日来国中警电纷至，南北之分争已成事实，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倪嗣冲在安徽或竟使我不得归里。北京为倡乱武人所据，或竟使我不能北上。此一扰乱乃使我尽掷弃吾数月来之筹划，思之怅然。

　　十四日下午离绮色佳。夜到水牛城。半夜后到尼格拉瀑，将过加拿大界。吾先以所带来之纽约中国领事证书交车上侍者。侍者言定可安然过境。故吾脱衣就寝。二时，忽被关吏叫醒，言证书不够，不得过界。吾言纽约领事证书何以无效。关吏言，“吾但知认加拿大政府命令，不能认中国领事证书也”。吾知与辩无益，但问其人姓名，乃穿衣下车去。

　　时夜已深，车马都绝。幸有警察为我呼一汽车，载至尼格拉瀑市，投一旅馆，睡了三点钟。

　　明晨（十五日），吾发电与加拿大移民总监W. D. Scott，又发两电，一寄纽约领事，一寄Bill Edgerton〔比尔·爱德吉顿〕。吾曾约Bill在芝加哥相待，故发电告之也。

　　是晨读Seven Arts六月份一册。此为美国新刊月报，价值最高。中有Randolph Bourne之【The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兰道尔夫·鲍涅的《战争和学者》）。其以此次美国之加入战团归罪此邦之学者，其言甚辩。又有一文述杜威之学说，亦佳。

　　下午得移民总监回电曰：

　　Apply again to Inspector in Charge Wilcox.

　　——W. D. Scott

　　〔中译〕

　　再向威克斯警署的检察官申请。

　　——W. D. 斯科特

　　乃往见之。其人已得总监电，为我料理一切，语意皆甚谦恭。是夜夜半，过境遂无留滞。昨日之关吏以过境凭文交我，自言昨日所为，乃由职司所在不容不尔。吾亦笑谢之。昨日之警察闻吾重过此，特上车寻我，执手为别，亦可感也。

　　此事之过，不在关吏，而在我与纽约领事馆。吾前得黄监督鼎通告，嘱令先作书通知移民总监，得其一札便可通行无阻。吾既得此通告，未及遵行，因往见领事。领事处力言无须费如许周折，言一纸证书已足了事。吾信其言，遂取证书去，不更通告移民总监，此留滞之原因也。幸早行一日，否则一日之延搁将误行期矣。

　　十六日下午到芝加角，小留两时。Bill Edgerton已行。本欲一访饶树人（毓泰），以电话向大学询问其住址，乃不可得，怅然而止。树人来此数年，以肺病辍学甚久，其人少年好学，志大而体力沮之，亦可念也。

　　欲见《季报》总理任嗣达君（稷生），亦不可得。六时半开车。

　　十七日到圣保罗（St. Paul）。途中遇贵池许传音博士，为意利诺大学之新博士。其博士论题为【Parliamentary Regulation of Railway Rates in England】（《英格兰铁路税的国会立法》）。

　　换车得头等车。车尾有“观览车”，明窗大椅，又有书报，甚方便也。

　　车上遇日人朝河贯一先生，在耶尔大学教授日本文物制度史者。

　　昨日读爱耳兰人丹山尼勋爵（Lord Dunsany）之戏本五种，甚喜之。丹氏生于一八七八年，今年未四十，而文名噪甚。此册中诸剧如下：

　　（1）【The Gods of the Mountain】（《山上的诸神》）

　　（2）【The Golden Doom】（《金色的毁灭》）

　　（3）【King Argimēnēs and the Unknown Warrior】（《阿基米尼国王和无名勇士》）

　　（4）【The Glittering Gate】（《灿烂之门》）

　　（5）【The Lost Silk Hat】（《失落的丝帽》）

　　自芝加角以西，为“大平原”（The Prairies），千里旷野，四望空阔，凡三日余，不见一丘一山。十七日尚时时见小林，俗名“风屏”（Windbreak）者，十八日乃几终日不见一树，使人不欢。幸青天绿野，亦自有佳趣。时见小湖水色蓝艳，令我思赫贞河上之清晨风景。有时黄牛骊马，啮草平原，日光映之，牛马皆成红色，亦足观也。此数千里之平野乃新大陆之“大中原”，今尚未经人力之经营，百年之后，当呈新象矣。

　　火车路线在尼格拉出境后，又由犹龙口（Port Huron）入美国境。十八日晨到“门关”（Portal，N. D.），重出美境，入加拿大。从此去美国矣。不知何年更入此境？人生离合聚散，来踪去迹，如此如此，思之惘然。

　　十九日晨六时起，火车已入加拿大之落机山。落机山贯穿合众国及加拿大。吾来时仅见南段之山，今去此乃见北段耳。落机（Rocky）者，山石荦确之意。其高峰皆石峰无土，不生树木。山巅积雪，终古不化。风景绝佳。下所附诸图，仅见其百一而已。

　　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时代》（【Renaissance】）。“再生时代”者，欧史十五、十六两世纪之总称，旧译“文艺复兴时代”。吾谓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也。书中述欧洲各国国语之兴起，皆足供吾人之参考，故略记之。

　　中古之欧洲，各国皆有其土语，而无有文学。学者著述通问，皆用拉丁。拉丁之在当日，犹文言之在吾国也。国语之首先发生者，为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罗马之旧畿，故其语亦最近拉丁，谓之拉丁之“俗语”（【Vulgate】）（亦名【Tuscan】，以地名也）。

　　“俗语”之入文学，自但丁（【Dante】）始。但丁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其所著《神圣喜剧》（【Divine Comedy】）及《新生命》（【Vita Nuova】），皆以“俗语”为之。前者为韵文，后者为散文。从此开“俗语文学”之先，亦从此为意大利造文学的国语，亦从此为欧洲造新文学。

　　稍后但丁者有皮特赖（Petrarch，1304—1374）及包高嘉（Boccaccio，1314―1375）两人。皮氏提倡文学，工诗歌，虽不以国语为倡，然其所作白话情诗风行民间，深入人心。包氏工散文，其所著小说，流传一时，皆以俗语为之。遂助但丁而造意大利文学。

　　此后有阿褒梯（Leon Battista Alberti，1405—1472）者，博学多艺。其主张用俗语尤力。其言曰：“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足以供新国之用。”故氏虽工拉丁文，而其所著述乃皆用俗语。

　　继阿氏者，有诗人鲍里谢那（Poliziano）及弗罗连斯之大君罗冷槎（Lorenzo de Medici）。罗冷槎大君，亦诗人也。两人所作俗语诗歌皆卓然成家。俗语入诗歌而“俗语文学”真成矣。

　　此外名人如大主教彭波（Cardinal Bembo）著《用俗语议》，为俗语辩护甚力。

　　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不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

　　吾国之俗语文学，其发生久矣。自宋代之语录，元代之小说，至于今日，且千年矣。而白话犹未成为国语。岂不以其无人为之明白主张，无人为国语作辩护，故虽有有价值的著述，不能敌顽固之古文家之潜势力，终不能使白话成为国语也？

　　法国国语文学之发生，其历史颇同意大利文学。其初仅有俚歌弹词而已。至尾央（Villon，1431—？）之歌词，马罗（Marot，1496—1544）之小词，法文始有文学可言。后有龙刹（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及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1525—1560）者，皆诗人也。一日两人相遇于一村店中，纵谈及诗歌，皆谓非用法语不可。两人后复得同志五人，人称“七贤”（Pléiade），专以法语诗歌为倡。七贤之中，龙刹尤有名。一五五〇年杜贝莱著一论曰：“La 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caise”，力言法国俗语可与古代文字相比而无愧，又多举例以明之。七贤之著作，亦皆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亦最大也。

　　七贤皆诗人也。同时有赖百莱（Rabelais，1500—1553）者，著滑稽小说“Pantagruel”及“Gargantua”以讽世。其书大致似《西游记》之前十回。其书风行一时，遂为法语散文之基础。

　　赖百莱之后有曼田（Montaigne，1533—1592）者，著《杂论》（Essay），始创“杂论”之体，法语散文至此而大成。

　　及十七世纪而康尼儿（Corneille，1606—1684，戏剧家），巴士高（Pascal，1633—1664，哲学家），穆列尔（Moliére，1622—1673），雷信（Racine，1639—1699）（二人皆戏剧家），诸人纷起，而法国文学遂发皇灿烂，为世界光矣。

　　此外德文英文之发生，其作始皆极微细，而其结果皆广大无量。今之提倡白话文学者，观于此，可以兴矣。

　　二十日到文苦瓦（Vancouver）。吾先与张慰慈（祖训）约，会于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一旅馆。慰慈为澄衷旧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埃阿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为【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 and Citymanager Plan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市政府的市政委员会与市长规划研究》）。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

　　在轮船公司得朋友书几封。读C. W.一短书及N. B. S. 一长书，使我感慨。

　　二十一日上船。船名日本皇后。同舱者五人：贵池许传音，北京郑乃文，日本永屋龙雄，及慰慈与吾也。

　　追记杂事：

　　十二日在绮色佳，适当吾师克雷敦先生（Professor James Edwin Creighton）在康乃耳大学教授二十五年之期。其旧日哲学学生之已成名者十余人各贡其专治之学，著为文章，合为一集刊行之，以为《克雷敦先生纪念集》。是夜行奉献仪。大学校长休曼先生致颂词。哲学教授汉门先生（Prof. N. A. Hammond）主席。哲学教授阿尔贝（Prof. Ernet. Albee）为学生中之最长者，致献书之词。词毕，以精装之册奉献于先生。先生致答谢词。

　　明日，吾购得此册，于舟车中读之。克雷敦先生为此邦“理想派”哲学（Idealism）之领袖，故其徒所为言论，往往针对“实验派”（Pragmatism）（Instrumenatalism）及“实际派”（Neo-Realism）为反对的评论。此集所攻，大抵以杜威（John Dewey）一派之实验主义为集矢之的。其积极一方面，则重新表彰其所谓“物观的理想主义”之学说焉。（物观的理想派者〔Objective Idealism〕，以自别于巴克黎〔G. Berkele〕之主观的理想主义也。）

　　吾在康乃耳大学时，有一老妇人名威特夫人（Mrs. Joseph Waite）者，年六十馀矣，犹日日抱书上课听讲。吾与同班数次，每心敬其人，以为足为吾辈少年人之模范。今年吾重来此，遇之于途。夫人喜告我曰：“胡君，吾已于春间得学士学位矣。”吾因申贺意，并问其将来何作。夫人言将重入学，专治哲学，一年后可得硕士学位。吾闻之，深感叹其老年好学，故追记之。

　　追记杂事竟。

　　二等舱中有俄国人六十馀名，皆从前之亡命，革命后为政府召回者也。闻自美洲召回者，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学，而好为大言，每见人，无论相识不相识，便高谈其所谓“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然所谈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论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国革命之成功，每见人辄劝其归国革命，“效吾国人所为”。其气概之浅陋可厌也。其中亦似有二三沉静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

　　头等客中有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Count Ilya Tolstoy）。一夜二等舱之俄人请其来演说其父之学说。演说后，有讨论甚激烈。皆用俄语，非吾辈所能懂。明夜，又有其中一女子名Gurenvitch者，演说非攻主义，亦用俄语。吾往听之，虽不能懂，但亦觉其人能辩论工演说也。演毕，亦有讨论甚烈。后闻其中人言，此一群人中多持非攻主义，故反对一切战争。惟少数人承认此次之战为出于不得已。

　　自纽约到文苦瓦，约三千二百英里。

　　自文苦瓦到上海，五千四百一十二英里。

　　以中国里计之，自纽约到上海，凡二万八千五百里。

　　廿七日，与朝河贯一先生谈。先生言曾劝英国书贾丹特（Dent）于其所刊行之《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加入中国、日本之名著。（先生言丹特但愿加入日本名著，曾以书询先生，先生因劝其并列中日两国书云）丹特君已允加入五册。中两册为中国重要书籍。（日本三册，中国仅得两册，未免不公）先生因问我此两册应如何分配。吾谓此两册之中，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

　　（一）诗经（吾意《诗经》当另为一册）
　　（二）四书
　　（三）孝经

　　第二册当为非儒家经籍，宜包：

　　（一）老子（全）
　　（二）庄子（内篇）
　　（三）列子（第七篇——“杨朱篇”）
　　（四）墨子（选）
　　（五）韩非子（选）

　　先生甚以为然，因问我肯编译此两册否。吾以为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遂许之。（吾久有志于此举。前年在绮时，散仆生（Prof. M. W. Sampson）先生曾劝我为之。彼时以人望轻，即言之亦不得人之听，故不为也）先生言丹特君但许每页得五十钱，此仅足偿打字费。故彼意欲令丹特于五十钱一页之外，另出打字费。若能办到此一层，彼当以书告我。我诺之。（此事后来竟无所成，我甚愧对朝河先生。——廿三年九月胡适记。）

　　＊

　　舟中无事，读新剧若干种，记其目如下：

　　（1）Oscar Wilde:【Lady Windermere's Fan】

　　（2）W. B. Yeats:【The Hour-Glass】

　　（3）Lady Gregory:【The Rising of the Moon】

　　（4）Hermann Sudermann:【The Vale of Cotent】

　　（5）Eugène Brieux:【The Red Robe】

　　（6）Björnstjerne Biörnson:【Beyond Human Power】

　　〔中译〕

　　（1）奥斯卡·瓦尔德：《温德曼女士的扇子》

　　（2）W. B. 叶芝：《沙漏》

　　（3）格里高丽女士：《月儿升起》

　　（4）荷曼·桑德姆：《克顿谷》

　　（5）欧捷里·布莱克斯：《红袍》

　　（6）布斯提里·布尔什：《超越人之力量》

　　＊

　　二等舱里的俄国人嫌饭食不好，前天开会讨论，举代表去见船主，说这种饭是吃不得的。船主没有睬他们。昨夜竟全体“罢饭”，不来餐堂。餐时过了，侍者们把饭菜都收了。到了九点钟，他们饿了，问厨房里要些面包、牛油、干酪、咖啡，大吃一顿。

　　＊

　　此次归国，叔永、杏佛、经农皆有诗送行。后经农远道自美京来别，叔永有“喜经农来，期杏佛不至”诗。杏佛三叠其韵，其第三首为《再送适之》，为最自然，因录之于此：

　　遥泪送君去，故园寇正深。共和已三死，造化独何心？

　　腐鼠持旌节，饥乌满树林。归人工治国，何以慰呻吟？

　　＊

　　柳亚子寄杏佛书（节录）

　　……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鍪弧者耶？又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中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而文学犹必占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

　　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

　　＊

　　七月三夜月色甚好。在海上十馀日，此为第一次见月。与慰慈诸君闲步甲板上赏月，有怀美洲诸友。明日作一词邮寄叔永、杏佛、经农、亦农、衡哲诸君：

　　百字令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辜负。待得他来，又苦被如许浮云遮住。多谢天风，吹开孤照，万顷银波怒。孤舟带月，海天冲浪西去。

　　遥想天外来时，新洲曾照我故人眉宇。别后相思如此月，绕遍人寰无数。几点疏星，长天清迥，有湿衣凉露。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陆放翁词云：

　　……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

　　此即吾“吾乡真在何处”之意。

　　＊

　　连日与同船的俄人闲谈，知此间六十馀人中，无政府党凡四十五个，其他二十人则社会党人也。以吾所观察，觉无政府党中除两三领袖之外，皆无意识之急进少年也。其中领袖如前所记之女子名Gurenvitch夫人者，及一老人名Rohde者，皆似有定见有阅历之人。社会党中人数虽少，然吾所与谈者皆似稳重通达事理之人。

　　上所记两党人数之多寡，实系偶然，不可据此遂说俄国之无政府党多于社会党可三倍也。

　　＊

　　七月五日下午四时船进横滨港，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所可虑的，今日之武人派名为反对帝政复辟，实为祸乱根苗。此时之稳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对复辟者以除张勋一派，暂时或有较大的联合，他日终将决裂。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

　　因船期甚短，故已决计不去东京一游，拟与慰慈上岸寄信买报。方登岸，即遇嘉定潘公弼君，言东京友人郭虞裳、俞颂华两君知吾与慰慈归国，坚邀去东京相见。两君因今日有考试，故托潘君来迎。诸君情意不可却，遂以电车去东京，与郭俞两君相见甚欢。两君皆澄衷同学也。此外尚有戴君克谐（字蔼庐）与颂华同居。诸君邀至一中国饭馆晚餐。虞裳言有湖南醴陵李君邦藩（字石岑）曾读吾文，闻吾来甚思一见。因以书招之来，席上相见，谈及傅君剑、谢诮庄诸故人，皆醴陵人也。

　　诸君欲我与慰慈在东京住一二日，然后以火车至长崎上船，吾辈以不欲坐火车，故不能留。是夜九时，与诸君别，回横滨。半夜船行。

　　＊

　　在东京时，虞裳言曾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因同往买得一册。舟中读之。此册有吾之《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本为致陈独秀先生书中一节），及论文学革命一书。此外有独秀之《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其所言今日竟成事实矣。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其所举欧美治中国学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为定中国汉代“一里”为四百米突（十里约为二英里半），一为定中国“一世”为三十一年。后例无甚重要，前例则历史学之一大发明也。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査，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为之，当教人为之。又如《图书集成》一书，吾家亦有一部，他日当为之作一“备检”。

　　此外，有刘半农君《我之文学改良观》，其论韵文三事：

　　（一）改用新韵
　　（二）增多诗体
　　（三）提高戏曲之位置

　　皆可采。第三条之细目稍多可议处。其前二条，则吾所绝对赞成者也。

　　《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馀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

　　＊

　　七日晨到神户，与慰慈上岸一游。

　　＊

　　前读朝河贯一先生之《日本封建时代田产之原起》（【The Origin of the Feudal Land Tenure in Japan】，By Prof. K. Asakawa，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XX，No.1，Oct. 1914）一文，其中多有味之事实，当摘记之。

　　〔附注〕“封建制度”，乃西文“Feudalism”之译名，其实不甚的确。此制与吾国历史上所谓“封建”者有别。今以无适当之名故暂用之。吾问朝河君日本学者曾用何名。君言除“封建制度”外，有用“知行制度”者。“知行”乃公文中字，其时佃人投靠，所立文契中有此字样，其实亦不成名词也。今日吾忽思得“分据制度”“割据制度”，似较“封建制度”为胜。

　　＊

　　八日，自神户到长崎，舟行内海中，两旁皆小岛屿，风景极佳。美洲圣洛能司河（St. Lawrence River）中有所谓“千岛”者，舟行无数小岛之间，以风景著称于世。吾未尝见之，今此一日海程所经，亦可称亚洲之“千岛”耳。

　　到长崎未上岸。

　　＊

　　十日，到上海。二哥，节公，聪侄，汗孟邹，章洛声，皆在码头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须发皆已花白。甚矣，境遇之易老人也！聪侄十一年不见，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长。节公亦老态苍然，行步艰难，非复十年前日行六十里（丁未年吾与节公归里，吾坐轿而节公步行）之节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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