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传记十二《玄学与科学》的论争(3)

十二《玄学与科学》的论争(3)

　　这种情形，不但英国如此，大陆各国同美国亦大抵如此。

　　所以在君对于当时的“科学破产”、“物质文明破产”的呼声，是这样答复的：

　　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

　　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所以欧美的工业虽然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人生观不能统一，也是为此。战争不能废止，也是为此。……

　　到如今，欧洲的国家果然都因为战争破了产了，然而一班应负责任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要把物质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务外逐物”，岂不可怜！

　　第二个本题是：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在君对这问题毫无犹豫。他深信“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他说《玄学与科学》长文里最精采的一段是这一段：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的人生观，这是丁在君的人生观。

　　傅孟真曾引在君的两句名言：“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像永远活着的。”这两句话，我只听在君用英文说：Be ready to die tomorrow；but workas ifyou live forever.好像是他从什么书里记下来的。他曾问我这两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我试了几次，最后译成白话的韵文，他好像颇满意。我的译文是这样的：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这就是他理想中的“活泼泼地生活的乐趣”。

　　陶孟和也曾说，到过在君的地质调查所研究室的人，大概会记得他桌上的格言镜框上写着杜洛斯基的话：“勿悲愁、勿唏嘘、勿牢骚，等到了机会，努力去干。”（孟和原注：仅记大意如此。）这句话也有打动在君生平“不怨天，不尤人”的胸怀之处，所以他记在桌子上，做他的箴言。

　　在君的《玄学与科学》的主要论点，实在不过他后来自己指出的这两个问题。他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我已引在上两节了。此外的论争，都是枝叶，都不免有点吴稚晖先生说的“斗些学问的法宝”，斗的把“官司打到别处去了”。我已指出“科学的知识论”是一个不幸的例子。其余的枝叶问题还有许多。

　　一个是“科学方法是什么”的问题。

　　在君对这问题，有“正式的”说法，有“非正式的”说法。先说他的“非正式的”说法。上文我引的那一段最精采、最美的文字里，就有他从自己的科学工作里得来的“科学方法”的意义。

　　时时想破除成见，……无论遇见什么事，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

　　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就是科学的精神。这就是赫胥黎说的人类的常识的推理方法，也可以说是“受约束的常识的推理方法”。破除成见是约束，平心静气是约束；拿论理（论理本身是常识）来训练想像力，用经验来指导直觉，也都是约束。科学的方法不过如此。

　　所以在君说：

　　科学方法和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

　　他又说：

　　……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

　　这都是在君用浅近的话，用平常经验而不用科学术语来说明科学方法，所以我说是“非正式的”（Informal）说法。

　　这些话都是在君和我们几个老朋友在那个时期（民国八年到十二年）常常说的。我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篇长文里，曾详细列举顾炎武、钱大昕、戴震、王念孙诸公治古音学、训诂学、校勘学的许多实例，来说明这些经学大师的治学方法都有科学的精神，都合于科学的方法。我在我的《红楼梦考证》的结尾，也曾指出我的考证方法是：“处处想撇开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在君和我都是最爱读赫胥黎讲科学方法的论文。赫胥黎在1880年曾有一篇讲古生物学方法的通俗论文，题目叫做“沙狄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Zadig）。沙狄是伏尔泰（Voltaire）小说里一个古代巴比仑的学者，他能从沙上石上的痕迹和路傍树枝树叶的情形，推断一匹曾经跑过的马身高五尺，尾长三尺半，嘴衔勒上带有二十三“开”金子的饰品。赫胥黎说，一切所谓“历史的科学”——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那上推千万年下推千万年的天文学——用的方法都只是“沙狄的方法”。翻成中国话，这就是“考据”的方法。丁在君是终身做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工作的人，所以他完全能够了解“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也能够了解“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

　　但这一“枝叶”引起了许多从来不曾做科学工作又不曾做过严格的考据的人们的抗议，于是“官司又打到别处去了”。直到十多年之后，张东荪先生还发表了一篇《考据方法是科学方法吗？》（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天津《益世报》附刊《社会思想》第六十六期），还一板正经的摆出“三段论式”来证明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不是科学。

　　在君又曾“正式的”说明科学方法是什么。他说：

　　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概括的话〕叫做科学的公例。

　　他还有同样的说法：

　　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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