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传记十一北票煤矿公司(2)

十一北票煤矿公司(2)

　　关于在君办理北票煤矿公司的事，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刘厚生先生的纪录，我曾看过，实在也太简略，没有多少传记资料。

　　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两件事是值得记载的：一件是他和我们发起一个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这个报其实是他最热心发起的，这件事最可以表现在君对于政治的兴趣；一件是他在《努力周报》上开始“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展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大论战。

　　《努力周报》是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出版的，出了七十五期，十二年十月停刊。

　　《努力周报》第一期付印之日正当所谓“直奉之战”已开火的时期——直系和奉系的军队开火在四月二十六日，我们的第一期出版在五月七日，奉军前两天已在军粮城败退了。

　　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在君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出报之后，这个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须继续，到周报收支可以相抵时为止。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费都不多，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三个月捐款已够用了，已够使这个小刊物独立了。

　　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们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在民国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其中有几句话差不多是专指我说的：

　　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努力》六十七期）

　　在朋友谈话中，他常说的是：“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

　　在君常说，曾国藩的《原才》最值得我们想想。曾国藩在那篇文章里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我们试看他那篇《少数人的责任》的讲演，就可以明白在君确曾深受曾涤生这篇文章的影响。在君说：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他说：

　　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他又说：

　　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我们当日组织《努力周报》，实在可以说是在君这种精神鼓动起来的。《努力》第一期的发刊辞是我的《努力歌》，其中第一、第三两节是：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这种思想，现在回想起来，都可以说是在君当日极力提倡的思想。

　　《努力》第二期登出《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十六个人签名的，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先生领衔，在君和我签在最后。这篇《政治主张》在当时曾引起不少的讨论，内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方面，第一要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三、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一个宪政的政府；（二）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等；（三）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和恶势力作战。“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五、我们对于当前问题的意见：（一）要求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早日正式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对于南北议和的条件，我们要求（甲）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乙）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丙）和会应该协商裁兵，（丁）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三）我们对于裁兵的问题，主张四点，其中一项“裁废虚额，缺额不补”，是在君主张最力的。（四）我们提出一个“裁官”的办法，并主张参酌各国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迁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五）对于现行的选举制度，我们主张废除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并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六）对于财政问题，我们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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