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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佛教的翻译文学·下(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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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武帝时,有一次内殿设斋,道照【死于四三三】唱道, 略叙百年迅速,迁灭俄顷;苦乐参差,必由因果;如来慈应六道,陛下抚矜一切。 慧皎又说: 至如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靖耀,四众专心,叉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 这里描写导师唱导时的情形,使我们知道“唱导”乃是一种斋场的“布道会”;唱导的人不但演讲教中宗旨,还要极力描摹地狱因果种种恐怖,眼泪鼻涕应声涌止,才可以使“举堂恻怆,碎首陈哀”。那惨凄的夜色,迷濛的炉烟,都只是有意给那擎炉说法的和尚造成一个严肃凄怆的背景。 唱导的斋会明是借斋场说法,故慧远唱导一面要“广明三世因果”,一面又必须说明“一斋大意”。《昙宗传》中说他为宋孝武帝唱导,帝笑问道:“朕有何罪,而为忏悔?”又《昙光传》中说他“回心习唱,制造忏文;每执炉处众,辄道俗倾仰”。这可见“拜忏”是唱导的一部分【拜章忏罪之法似是起于当日的道士,不是印度来的】。 《昙颖传》中说: 凡要请者,皆贵贱均赴,贫富一揆。 又《法镜传》中说: 镜誓心弘道,不拘贵贱,有请必行,无避寒暑。 来请的人既不同阶级,唱导的内容也就不能不随时变换,故有制造“唱导文”与“忏文”的必要。慧皎说: 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 当时文学的风气虽然倾向骈俪与典故,但“悠悠凡庶”究竟多于君王长者;导师要使大众倾心,自然不能不受民众的影响了。 慧皎的《高僧传》终于梁天监十八年【五一九】。道宣作《续僧传》,终于唐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在这一百多年中,这几种宣传教法门都更倾向中国化了。梵呗本传自印度,当时号为“天音”。后来中国各地都起来了各种呗赞。道宣所记,有东川诸梵,有郑魏之参差,有江表与关中之别。他说: 梵者,净也,实惟天音。色界诸天来觐佛者,皆陈赞颂。经有其事,祖而述之,故存本因,诏声为“梵”。然彼天音未必同此。……神州一境,声类既各不同,印度之与诸蕃,咏颂居然自别【《续传》四十论】。 这便是公然承认各地可以自由创造了。道宣又说: 颂赞之设,其流实繁。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然其声多艳逸,翳覆文词,听者但闻飞弄,竟迷是何筌目。 这是说江南的文人习气也传染到了和尚家的颂赞,成了一种文士化的唱赞,加上艳逸的音韵,听的人只听得音乐飞弄,不懂唱的是什么了。但北方还不曾到这地步, 关河晋魏,兼而有之【兼重声音与内容】。但以言出非文,雅称呈拙,且其声约词丰,易听而开深信。 可见北方的唱赞还是“非文”而“易听”的。道宣提及 生严之《咏佛缘》,五言结韵,则百岁宗为师辖;远运之《赞净土》,四字成章,则七部钦为风素。 这些作品,都不可见了。但我们看日本与敦煌保存的唐人法照等人的《净土赞》【看《续藏经》第二编乙,第一套,第一册之《净土五会念伟略法事仪赞》。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敦煌写本《净土念佛诵经观行仪》互有详略】,其中多是五言七言的白话诗。这很可证明颂赞的逐渐白话化了。 唱导之文在这个时期【五六世纪】颇发达。真观【死于六一一】传中说他著有导文二十余卷。法韵【死于六〇四】传中说他曾“诵诸碑志及古导文百有余卷,并王僧孺等诸贤所撰”。又宝岩传中说到“观公导文,王孺忏法,梁高、沈约、徐、庚、晋、宋等数十家”。大约当时文人常替僧家作导文,也许僧家作了导文而假托于有名文人。如今世所传《梁皇忏》,究竟不知是谁作的。但无论是文人代作,或假托于文人,这些导文都免不了文人风气的影响,故当日的导文很有骈偶与用典的恶习气。善权传中说他 每读碑志,多疏俪词。……及登席,列用牵引啭之。 又智凯传中说他 专习子史,今古集传有开意抱,辄条疏之。随有福会,因而标拟。 这都是文匠搜集典故,摘钞名句的法子;道宣作传,却津津称道这种“獭祭”法门,我们可以想见当日和尚文家的陋气了。 但颂赞与唱导都是布道的方法,目的在于宣传教义,有时还须靠他捐钱化缘,故都有通俗的必要。道宣生当唐初,已说: 世有法事,号曰“落花”,通引皂素【僧家着黑衣,故称“缁”,也称“皂”。素即白衣俗人】,开大施门,打刹唱举,拘撒泉贝,别请设座,广说施缘。或建立塔寺,或缮造僧务,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至如解发百数数【“解发”似是翦下头发,可以卖钱。宝严传中说他唱导时,听者“莫不解发撤衣,书名记数。”可以参证】。别异词陈愿若星罗,结句皆合韵,声无暂停,语无重述【捐钱物者,各求许愿,故须随时变换,替他们陈愿】。斯实利口之铦奇,一期之赴捷也【《续传》卷四十论】。 这种“落花”似乎即是后来所谓“莲花落”一类的东酉。做这种事的人,全靠随机应变,出口成章。要点在于感动人,故不能不通俗。今日说大鼓书的,唱“摊簧”的,唱“小热昏”的,都有点像这种“落花”导师。“声无暂停,语无重述,结句皆合韵”,也正像后世的鼓词与摊簧。善权传中说隋炀帝时,献后崩,宫内设斋场,善权与立身“分番礼导,既绝文墨,唯存心计。四十九夜总委二僧,将三百度,言无再述。……或三言为句,便尽一时;七五为章,其例亦尔”。这种导文,或通篇三字句,或通篇五字句,或通篇七字句,都是有韵的,这不是很像后来的弹词鼓词吗? 综合两部僧传所记,我们可以明白当时佛教的宣传决不是单靠译经。支昙籥等输入唱呗之法,分化成“转读”与“梵呗”两项。转读之法使经文可读,使经文可向大众宣读。这是一大进步。宣读不能叫人懂得,于是有“俗文”“变文”之作,把经文敷演成通俗的唱本,使多数人容易了解。这便是更进一步了。后来唐五代的《维摩变文》等,便是这样起来的【说详下编,另有专论】。梵呗之法用声音感人,先传的是梵音,后变为中国各地的呗赞,遂开佛教俗歌的风气。后来唐五代所传的《净土赞》《太子赞》《五更转》《十二时》等,都属于这一类。佛教中白话诗人的起来【梵志】、【寒山】、【拾得等】也许与此有关系罢。唱导之法借设斋拜忏做说法布道的事。唱导分化出来,一方面是规矩的忏文与导文,大概脱不了文人骈偶的风气,况且有名家导文作范本,陈套相传,没有什么文学上的大影响。一方面是由那临机应变的唱导产生“莲花落”式的导文,和那通俗唱经的同走上鼓词弹词的路子了。另一方面是原来说法布道的本意,六朝以下,律师宣律,禅师谈禅,都倾向白话的讲说;到禅宗的大师的白话语录出来,散文的文学上遂开一生面了【也详见下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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