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史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3)

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3)

　　《孔雀东南飞》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

　　向来都认此诗为汉末的作品。《玉台新咏》把此诗列在繁钦、曹丕之间。近人丁福保把此诗收入《全汉诗》，谢无量作《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八章第五节】也说是“大抵建安时人所为耳”。这都由于深信原序中“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一句话【我在本书初稿里，也把此诗列在汉代】。至近年始有人怀疑此说。梁启超先生说：

　　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见他的“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讲演，引见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

　　他疑心这一类的作品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他说他对这问题，别有考证。他的考证虽然没有发表，我们却不妨先略讨论这个问题。陆侃如先生也信此说，他说：

　　假使没有宝云【《佛本行经》译者】与无谶【《佛所行赞》译者】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孔雀东南飞》考证，《国学月报》第三期】。

　　我对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上发生的绝大影响，是充分承认的。但我不能信《孔雀东南飞》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这是很可注意的。凡一种外来的宗教的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这是我们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来证明的。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轮船火车煤油电灯以至摩托车无线电都来了，然而文人阶级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却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于民间的文学竟可说是至今还丝毫不曾受着西洋文学的影响。你去分析《狸猫换太子》《济公活佛》等等俗戏，可寻得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学的影响吗？——《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如白居易《长恨歌》便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话。如元稹的《悼亡诗》便有“他生缘会更难期”，“也曾因梦送钱财”的话】。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只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也只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

　　这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完全没有佛教的痕迹。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剧的诗里丝毫没有佛教的影子，我们如何能说他的形式体裁是佛教文学的产儿呢？

　　第二，《佛本行赞》《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说：

　　《佛本行赞》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

　　这是毫无根据的话。这一类的故事诗，文字俚俗，辞意烦复，和“六朝名士”的文学风尚相去最远。六朝名士所能了解欣赏的，乃是道安、慧远、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决不能欣赏这种几万言的俗文长篇记事。《法华经》与《维摩诘经》一类的名译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纪以后方才风行。这都是由于思想习惯的不同与文学风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强的。所以我们综观六朝的文学，只看见惠休、宝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见六朝名士的和尚化。所以梁、陆诸君重视《佛本行经》一类佛典的文学影响，是想像之谈，怕不足信罢？

　　陆侃如先生举出几条证据来证明《孔雀东南飞》是六朝作品。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些证据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傍”的话，所以陆先生起了一个疑问，何以庐江的焦氏夫妇要葬到西岳华山呢？因此他便连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以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

　　华山畿！
　　君既为侬死，
　　独活为谁施！
　　欢若见怜时，
　　棺木为侬开！

　　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陆先生从这篇序里得着一个大胆的结论。他说：

　　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故发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遂使千余年后的读者们索解无从。但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

　　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孔雀东南飞》的夫妇，陆先生断定他们不会葬在西岳华山。难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却可以从西岳华山经过吗？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概即是丹阳之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陆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妇入青庐”的话，说，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青庐”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但他所引《酉阳杂俎》一条所谓“礼异”，似指下文“夫家领百余人……挟车俱呼”以及“妇家亲宾妇女……以杖打婿，至有大委顿者”的奇异风俗而言。“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况且陆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说北齐幼主：

　　御马则藉以毡罽，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

　　这也不过如今人的搭棚看戏。这种布棚也叫做“青庐”，可见“青庐”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了。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这是很不相干的证据，因为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现于一篇诗里呢？

　　所以我想，梁启超先生从佛教文学的影响上推想此诗作于六朝，陆侃如先生根据“华山”“青庐”“龙子幡”等，推定此诗作于宋少帝【四二三—四二四】与徐陵【死于五八三】之间，这些主张大概都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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