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史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

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1)

　　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像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

　　后来中国文化的疆域渐渐扩大了，南方民族的文学渐渐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试把《周南》《召南》的诗和《楚辞》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汝、汉之间的文学和湘、沅之间的文学大不相同，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文学越带有神话的分子与想像的能力。我们看《离骚》里的许多神的名字——羲和、望舒等——便可以知道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话。至于这些神话是否取故事诗的形式，这一层我们却无从考证了。

　　中国统一之后，南方的文学——赋体——成了中国贵族文学的正统的体裁。赋体本可以用作铺叙故事的长诗，但赋体北迁之后，免不了北方民族的朴实风气的制裁，终究“庙堂化”了。起初还有南方文人的《子虚赋》《大人赋》，表示一点想像的意境，然而终不免要“曲终奏雅”，归到讽谏的路上去。后来的《两京》《三都》，简直是杂货店的有韵仿单，不成文学了。至于大多数的小赋，自《鵩鸟赋》以至于《别赋》《恨赋》，竟都走了抒情诗与讽喻诗的路子，离故事诗更远了。

　　但小百姓是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他们不赋两京，不赋三都，他们有时歌唱恋情，有时发泄苦痛，但平时最爱说故事。《孤儿行》写一个孤儿的故事，《上山采蘼芜》写一家夫妇的故事，也许还算不得纯粹的故事诗，也许只算是叙事的（Narrative）讽谕诗。但《日出东南隅》一类的诗，从头到尾只描写一个美貌的女子的故事，全力贯注在说故事，纯然是一篇故事诗了。

　　绅士阶级的文人受了长久的抒情诗的训练，终于跳不出传统的势力，故只能做有断制、有剪裁的叙事诗：虽然也叙述故事，而主旨在于议论或抒情，并不在于敷说故事的本身。注意之点不在于说故事，故终不能产生故事诗。

　　故事诗的精神全在于说故事：只要怎样把故事说的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管故事的内容与教训。这种条件是当日的文人阶级所不能承认的。所以纯粹故事诗的产生不在于文人阶级而在于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民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歌乌乌”，这才是说故事的环境，这才是弹唱故事诗的环境，这才是产生故事诗的环境。

　　如今且先说文人作品里故事诗的趋势。

　　蔡邕【死于一九二】的女儿蔡琰【文姬】有才学，先嫁给卫氏，夫死无子，回到父家居住。父死之后，正值乱世，蔡琰于兴平年间【约一九五】被胡骑掳去，在南匈奴十二年，生了两个儿子。曹操怜念蔡邕无嗣，遂派人用金璧把她赎回中国，重嫁给陈留的董祀。她归国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二篇，叙她的悲哀的遭际。一篇是用赋体作的，一篇是用五言诗体作的，大概她创作长篇的写实的叙事诗【《离骚》不是写实的自述，只用香草美人等等譬喻，使人得一点概略而已】，故试用旧辞赋体，又试用新五言诗体，要试验那一种体裁适用。

　　蔡琰的五言的《悲愤》诗如下：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西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幾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是很朴实的叙述。中间“儿前抱我颈”一段竟是很动人的白话诗。大概蔡琰也曾受乐府歌辞的影响。蔡琰另用赋体作的那篇《悲愤》，也只有写临行抛弃儿子的一段最好：

　　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

　　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这便远不如五言诗的自然了【世传的《胡笳十八拍》，大概是很晚出的伪作，事实是根据《悲愤》诗，文字很像唐人的作品。如云“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似不是唐以前的作品】。

　　蔡琰的赎还大约在建安十二三年【二〇七—二〇八】。《悲愤》诗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也算得一首很长的叙事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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