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运动中之印度政治近况|

革命运动中之印度政治近况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一）国民会议中心人物之渐失众望

　　印度运动的成分，是包含着经济利益冲突和社会趋向不同的几种因子；甘地曾用他感情的力量，将这些不同的社会因子在国民运动中结在一个连锁之下。他的被捕，至少影响到这个连锁，使他联合的力量涣散了。现下印度运动中显出的情势，是不同因子间的争议和不可避免的分裂了。要十分明了印度现下的情形，是很需要将他过去几个月与现下直接有关系的事实，撮要叙述一下。

　　英国皇太子游印度的时候，印度起了好多热烈的示威和大群的罢工；这个时期表明了二件事实：一方是群众革命精神的发达，一方是民族运动领袖人物——尤其是甘地——反对这种精神的发达，他们尤不乐意奖励这种精神。在阿梅特巴（Ahmedabad）开的国民会议，是当了一个革命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但政府并未加什么压迫；自运动重要人物——大斯（C．R．Das）、来宜（L．Rai）及回教徒首领亚里（Ali）等——被捕之后，中心的人物多变成了胆小萎弱，政府就不压迫他们了。

　　这是资产阶级式的领袖破坏革命势力的证据，当着全国群众的示威运动迫着政府，向他挑战的时候，阿梅特巴大会却在那里刺刺不休的议论“非暴力”的重要，否认群众革命的行为，指那些是“胡闹”和“恶魔的势力”。大会并不按照劳苦群众迫切的痛苦，采用一种解救他们的革命纲领，而决定的却是所谓“建设的纲领”；这样纲领的采取，不啻连革命的预备工夫都丢掉了。在大会前几星期内起来的“不奉管理”的口号，是很有力量的号召，因为他很合乎贫农的经济需要，他们是热烈的应了这种口号来奋斗；大会建设的纲领可说是根本将不协作的政策和这种口号放弃了。大会——由他指挥者甘地口中——宣言说：不到“非暴力的空气充溢全国的时候”，不得宣布实行“不奉管理”。后来大会事务委员会在巴陶里（Bardoli，是甘地指定，在他亲身督察之下来首先实行“不奉管理”的地方）开会，结果使大会那样不革命的决定更加巩固了。委员会在巴陶里的决议和规定的条款，把一切革命的行动都中止了，这是不用说要失掉社会大部分的参加。

　　巴陶里决定的条款是：

　　（一）像周里周拉（Chauri Chaura）乱民残杀警吏和任意的焚毁警署，事务委员会认为是残忍不人道，可悲悼的行为。

　　（二）在每次乱事发生的时候，不奉管理的事实也随着发生，这是证明印度非暴力的程度，还没充足；大会事务委员会决定：要停止一切群众的不奉管理的行动，并训示各地方会议委员会，要他们劝告佃夫们交纳一切应纳给政府的租税，且停止一切有攻击性质的活动。

　　（三）群众不奉管理的行动，到非暴力的空气能保证像在格拉克浦（Gorakhpur）的暴乱和十一月十七及一月十三在孟买（Bombey）与马德拉斯（Madras）的骚扰不再重演时，方可继续采用。

　　（四）停止一切为了要向官家寻衅的公共集会和民团列队巡游。

　　（五）事务委员会劝会议中服务的人和各种组织要他们告农人，将地租扣起不交地主是违反大会决定而且有害于国家最好的利益的。

　　（六）事务委员会给地主保证：会议运动并没有妨害他们合法的权利的意思，虽然他们的利益有些地方是使农民受痛苦的，但委员会希望这些是用互助的商议和公断可免去的。

　　他们所谓“暴乱”与“骚扰”，若拿第二条的意思讲来，就是指多次贫农起来反抗地主的变乱，和欢迎皇太子时候的大罢工运动。

　　下边载的是所谓“建设的纲领”——在群众武力的不协作的地方和不奉管理时所定的纲领——未曾决定的条款：

　　（一）征求一千万人加入为国民会议会员，要都是相信非暴力与真理都是与自治不可离开的。

　　（二）要使Charka（一种手摇纺车）和Khaddar（一种印度自织粗布）普遍印度全境。一切运动中的人，都要用Khaddar做衣，并习纺织。

　　（三）设立国民学校，但不禁阻入政府立学校。

　　（四）提高低压阶级的地位。

　　（五）设立社会服务部，使各阶级及种族联合在一起。社会服务部尽力于帮助一切受伤和得病的人们。

　　这是国民会议想用来领导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这样虚弱的标帜，结果，是一定会使他们不久在印度运动中落伍。

　　检阅了巴陶里决议和甘地及其他领袖的言论，便不会疑他们这样不是谨慎怕惹了政府的恼怒。他们这样可羞的让步的理由，是十分明显而可说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要头一位就要说到的；英国的统治诚然是可恨的恶魔，但地主主义却要当神圣来供奉，这是运动中领袖的心理了。

　　（二）圣人甘地被捕之后

　　亚里同伙被捕之后，印度并没出现什么有力的援救运动，已可见运动在回教徒群众中信仰薄弱了。英太子在一个很危急的当儿来游印度，是具了一个要考察运动实力的目的，所以政府的政策是捕一个运动有力的领袖做试验。政府所计画(1)的是做了，但运动领袖与群众间的分离也暴露了。政府对于国民会议向来没什么危险的高压，就是甘地，他在阿梅特巴大会前的活动，也是很有助于政府，明显的为帝国主义的权威辩护。因为国民会议运动性质偏在资产阶级的缘故，甘地便和群众一天一天的离开；甘地的被捕就是政府也指不出他犯了什么大不了的罪名，但这样无理的被捕之后，群众中间连愤怒示威的波影都难激动。他在法庭的自白像圣人与爱国者的殉道，一般的受尊崇了，把他的行为当神般的仿效了；但他被捕后所最显然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呢？这次所表示出运动的实在形体，就是并没激起什么激烈的大示威，像往年受着些少摧残就起反抗一样。国民会议其馀的领袖，自己替他们解嘲，还没有脱离他们的信从者也这样辩着，说圣人甘地常劝人当他被捕的时候，大家还要照旧完全不用暴力。其实这次没有大的运动，倒不是群众服从甘地的结果，有多次可作例证，这样劝告——甚至于他亲身到场，实遏止不了群众的行动。我们还明白的记得：自英太子来的时候，全国总罢工之后，各地群众暴动漫溢了全国，“不奉管理”口号生了同样的结果。这可见圣人的劝告和教训都不是这次消沉的原因。

　　甘地的落伍，证明印度运动可用一个空泛而不确实的计划来领导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从前这样自然是可能，因为那时参加运动的各种分子，对于社会经济的认识都不大明晰，所以这些经济利益相反的分子，在表面上可连合在一条政治的战线之上，但当了甘地在阿梅特巴大会板起他的面孔来，一方(2)反对群众的革命行动，一方面宣言和温和派协作的需要，不啻要把一个政党明明白白造成了为本国资本家和地主经济政治发展的辩护者时候，他们很显然的阶级界线便显出了。

　　（三）各省会议之趋向

　　印度运动中是有好多种政治的趋向，甘地被捕之前，虽有多人不以他的主张为然，但因对他个人太敬仰的缘故，手口都如被了封缚，他的被捕将种种神秘解了；这是可从四月后半月各省大会中证明的，除本牙（Panjab），各省大会多是举行在虐政高压之下，会上显出的趋向，资产阶级观念和东方论调是一样都出风头；关于工人和农人运动的决定和议论，在这些会上很少获见。罢工、工会、农民革命的言论，会上并没给他们备下位置。

　　他们有二种倾向。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他们主张与协作的温和派合作，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与帝国主义妥协；第二种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因为他们不能了解目下的实际情形，所以他们不赞成资(3)阶级拘束的政策，也不赞成群众暴(4)发的力量；他们走的是智识者的路。

　　还有一种倾向，是比较后来起的，这种是反对甘地主义的呼声，且要救国民会议出玄想政治的沼泽。在马行拉特拉（Maharashtra）、拜落（Berar）和中部各省，这些地方国民会议已有左翼发展，他们要求所谓“建设纲领”的改订。在这些会议中，这样反对意思占的地位虽还是少数，但是他们已有势力，迫使会议不得不组织各种附属委员会来考较运动的成就和失败，并已提出意见要变更建设纲领中的条款：（一）用本国生产的机器工业来替代Charka和Khaddar，（二）义勇队要从事体育的训练和社会服务，（三）加入政务委员会（政府），组成反对的部分，（四）设立工业学校，（五）遣派宣传员赴外国。有些这样附属的委员会——尤其是那普（Nagpar，中部省分）——已有意见鼓动各地，主张将阿梅大会和巴陶里委员会决议根本废弃。但是他们所提议的新纲领，并无什么比旧的革命的地方。

　　（四）新的路径

　　有些“乱人”的秘密组织，他们是从没接受国民会议为他们的领袖的，大战中间他们差不多全做了拘囚，现在也出台活动了。自从改革开始，官家压迫宽松后，这些人又重新集合他们涣散了的势力。现在他们的多数已用个人的名义加入会议，但他们仍保留他们的秘密团体，因为他们要保持他们革命的倾向。这些人加入国民会议已发展不少，最近在彭加（Bengal）一省，这些份(5)子现很有力量，且在地方团中已占了多数，那边的地方会议就是由一个前属秘密团体的人管理的。这些分子现在是跟着大会的意思活动，他们不会自己提出更有力的奋斗方法。他们估计把“不协作”的运动推进一步，但当了“不协作”“在非暴力”的石上撞破了的时候，他们便不能补救什么，只说要用“暴力”了。现在他们表示要去活动，但是仍离开实际很远。他们已在群众中间组织了些团体，做宣传和教育，但这些团体所做的宣传和教育并不是革命的，脱不了改良观念。但无论怎样，现在是有了一个找新观念和新方法来奋斗的趋向。

　　（五）劳动运动

　　国民会议的资产阶级——且已到了一种反动的程度——政策，是与劳动阶级的运动有妨害的影响了。全印度职工会大会，是在阿梅国民会议前二月开的。因为是一个群众示威的集合，职工会大会是要比国民会议更重要了。但这次大会对于政治的努力却放松了些。大会同时的示威，性质是经济的比政治的多。领导这样示威的领袖人物，我们现在还不大明了。这样新的趋向，国民会议并没——或者不愿意——注意到，只惊惶于群众弥漫全国的势力。那时最好是：国民会议定个奋斗纲领，连为了劳动阶级急迫的经济奋斗也包在里边。但会议走的路，却是愈走愈离开工人和农人的一条狭径。本牙工会大会差不多是和那边的政治大会在同时举行的，证明工会和劳动运动已显然在反对革命的领袖指挥之下，完全与政治的运动分离了。同时国民会议与群众爆发势力的分离也暴露了，还有别的四省也是这样。左派极端主义的反对是没有价值，因为这个反对也没接触着群众的力量。

　　政治运动与劳动阶级的经济运动已分开了很远，这且不必说，劳动运动完全落在非革命的领袖手中了，虽然主观的看来革命力量依然在进行。参加工会大会的工会多数，说他们是工人的组织，无(6)宁说他们是长官的公所，这些人们不是拿劳动运动来做资本的，便是替政府做走狗。他们估计指挥工人，怎样处置他们，但他们还不能够遏制劳动群众自动——虽然觉悟尚少——的革命。在真的工会里，反对“上层阶级”的领袖渐渐产生了。

　　归结来说，资产阶级已证明他不能——而且也不愿意——将印度运动引导向着革命了，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他倒不希望从和帝国主义的掠夺者妥协得回什么，他想进前一步，但他们无能力找出——也不会用——一个很适当的战斗工具。

　　国民会议是建立成个全国的组织了，但现在他一方面缺乏革命的领袖人物，一方面又丢掉了群众的帮助。能救正这种情形的分子现在还是很弱——但不是没有。这种新分子发达起来，才会救现在已露裂纹的运动不出于分离。这新的分子会使这解放印度民族的政治运动植基在劳苦群众的革命起因上面，且也会推使不堪外力压迫的资产阶级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

　　大风雨前的沉默，这是印度现在的情形了！

　　1922年9月20日《向导》周报第2期

　　(1)“画”应为“划”。

　　(2)此处漏掉“面”字。

　　(3)此处漏掉“产”字。

　　(4)“暴”应为“爆”。

　　(5)“份”应为“分”。

　　(6)“无”应为“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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