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时局的我见|_梦远书城高君宇

解决时局的我见

　　（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

　　这回吴佩孚们讨伐安福派的战争，事实上已算得了胜利。鱼行的几位老板，都已逃的逃，躲的躲；他们的小头目和几万喽啰也打得东奔西散。剩下太平湖的那些小虾兵，已成了没买主的猪仔，又被战事吓得不成形体，一时决不敢兴妖作怪。看来，这安福的凶焰，现在虽还没尽如我们的希望，完全扑灭。但事实上现在他们的器卫，确已完全解除，暂时似已不需兵力来防他们凶顽的抵抗。现在最急要的问题，当是这战后时局的解决了。但这战后的时局怎样去解决呢？这是我们老百姓人人都有一分责任，要赶快来讨论的。

　　我觉得，我们应当在着手去讨论这件事之前，先要认定两个前提。要认定这回的时局的解决，是全国的事情，不是一系或一界的事情，——不当只让军人去解决，当由全国老百姓共同来解决。民国成立九年了，这九年之中，那(1)一件事情不是官僚武人专断，何尝加入民意来，所以闹得国事糟到如此地步。去年五四运动起了过后，似乎一时民意蓬勃。未几，安福派看民意不利于己党卖国行为，到处任意摧残。现在万恶的安福已经失了爪牙，我们真正中华民国主人翁的老百姓也可以抬点头，行使我们的主权了。但在这时局解决的当儿，我们只听见说某使主张这样，某将军主张那样，说闹得很热闹。我们老百姓们，却好似封闭了口似的，连一声也不响。我们要晓得这回吴将军们代表公意，打翻万恶的安福派，不要说是某系打败某系，要说人民打败军阀和贼党。吴将军们已尽了他们击贼的责任，剩下的这纠纷，难道我们还不起来和他们共同解决，还忍心放掉专教去麻烦他们？所以这回时局的解决，我们老百姓都要负一分责任。我们要认定这个时机是个改造的时机，不是个递代的时机。我们看吴将军们的宣言，这次讨伐鱼行，只是要为大家除去祸害，我们敢信他们不存有“取彼而代”之心。但恐：因一时明见不及，或者过于容忍，致助成第二军阀的产生，也说不定。倒一个军阀，再起一个军阀，在老百姓一方面，固然万分说不到什么利益。就是军阀的本身，踌躇满志之日，也就是巅(2)覆败灭之机。现在吴将军们推翻的段祺瑞，何尝不曾倒袁倒张。一成军阀即势趋必败，“殷鉴不远”，就在“本上将军”身上：我这样说，并不是疑心吴将军们，不过是仅告说这是一条不好的路子，请大家多加小心，不要去蹈覆辙罢了。在吴将军们一方面，自然是要不但替大家除了已成的祸害，还要防止种下未来祸害的种子；我们老百姓也应当助他们不往这条路子上走。我们只要认定这个时机是改造的时机，要把时局的解决，搁到改造的称上去；不要当他是个传衣钵的道场，要把这作过孽的衣钵打碎了，至于我说要改造，并不是说什么彻底的改造。不过希望在这个当儿，把那九年假民治的招牌洗刷一下，拣些不合民治精神的把他去了，拣些民治必需的东西加了进来。我们固然希望完全真实民治的社会早早实现，但实际上还有好些忌嫉他的阻力，他来的还要很慢。我们现在也不侈望，只希望这回时局的解决，有不拘多少的民治，给我们不断改造的蒙泉，泉流涓涓，终有一日流到“彻底改造”之海。

　　我上边说的是解决这回时局主要的两个前提。我往下接着说我对于时局的主张。

　　解决时局，吴将军宣言拟开公民大会，我很赞成这个主张。不过吴将军好像说的是只在北京开公民大会，这一点和我的意思不同。若只是北京开个公民大会，征集到的是否就是普遍的民意？这是当然做不到的。若各处都开，决议庞杂，又将何去何从？若是说在北京开公民代表大会，代表又用何法选举？这也是要预先讨论的。若是和选“国会”议员一样的方法去选，谁能保证督军省长大人们不再钦派几个猪仔来？况代表是要他“代表人民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就能够代表人民；就照选议员的法子选出来，他又怎样去征集人民对于这回时局解决的具体意见？这都是要先研究的。我以为比较的好一点是，用各地各种公益团体互约在一定期限内，共同征(3)集公民大会，议决各种解决时局的方法！代表即可由当场推定——或委托发起大会的各团体，代选数人。每地代表至少须在三人以上，以便互助监督。选定的代表，须限定非现代(4)官员，或现役军人，曾列名政党的，亦似可限制勿选，更要注意安福馀孽再来作怪。代表选定，即须启程赴全国互相约定之总集合地方（代表会议，我以为在北京好点）；在代表集合地点，可由当地各公益团体，委托若干人为纠察员，以便察视各地代表行止。这样似乎过于琐烦一点，但是一则可得较真确一点的公意，一则也可以替各地代表保证免去有人说他们受人利用的冤枉。各地代表聚齐外，便可自由集合；各代表可将各地大会议决案互相报告；若有多数相同的决议案，便可作为代表会之议决案；其馀可再由代表重为一度详细讨论，再付表决。代表会议决的一切案件，可直交政府定期执行，由各地公益团体联合监督。我说的不过是个大略程序，详细可由各地方议定。

　　我赞成开公民大会来解决时局，并且拟了个举行会序的大略，我已说过了；我且再说我所见到这会上应当讨论事情的几件：

　　（一）惩办安福派——这件事听说这两天已在进行之中，不过外边传的消息，未免太宽容了些；听说有祸首十人，统率定国军的首领，却反不在数内。次如一年来破坏教育的傅岳菜，和段氏的司库曹、陆二个，也都没算上；还有些更不用说了。我们并不是要替他们往深处抬资格，其实凡列名安福党籍的，那(5)一个还不是杀人越货一般的强盗。他们的首领曾借外债六万万元，杀死同胞十五万人。我们家乡误拔死人家树木的，还得拘役三日，这样的大凶，若是放了，衡之法理人情，岂得谓之平？我的意(6)是以为，宜将这一干人向来凶尽恶绝的，都应当一律捕留，治以应得的罪。没收他们的一切私产，作为赈救这次战地受祸的人民，如有馀款，可存作教育用费。若其他作恶较浅的，由法庭宣告，剥夺全部公权终身。

　　（二）裁兵——现在中国军队，总数约一百几十万人，政府支出的强半都养了军队，而军队多事，常令遍国扰攘。现在安福军队已有十五万人可以遣散，其他可减的军队很多，这回时局的解决，正是个裁兵的好机会。据我的私见，全国军队分别裁留，最多不得过四十万人。

　　（三）废督——中国是民治国，乃有种种不伦不类的官制。如督军一职，几年来他们做给我们的成绩，我们都看见了；我想这种病民的官制，早应把他废了。这回解决时局，废他也当是一件。废督之后，各地军队可由陆军部直接管理，中间一切关系军职的官，一律都可裁去。不过这个和裁兵一项，都有特殊势力的阻力，能做得到做不到，只看民气发扬的程度罢了。

　　（四）实行地方自治——这一次段派的失败，一半固然是军阀不能立足于二十世纪的明证，一半也是个中央集权失败的反证。这回解决时局，应当要立(7)办到实行地方自治。我这里说的地方自治，不单指区域宽大的省制，连各县小区都说在内。

　　（五）筹定教育基金——中国这几年来的政府，有几千万元来募冗兵和收买党员的费(8)，提到最紧要的教育，只听说某处兵占校舍；某处学校停办；什么还能说政府有教育基金的筹定，有时连常费都移作军用了。某国立大学要办图书馆，仅十万元的费用，比较鱼行开支不过两月费用，还得自己去想法子。我们要使政府从今后要保证常使教育费宽裕并且要筹定的款，储存信实的银行，作为教育基金。

　　（六）恢复人民三大自由——年来安福的作恶，对内乱湘乱陕，对外卖路借债，人民反对，便凭恶势力来摧残。所以这两年来，我们虽名儿上说是民治国的百姓，比俄国有“沙”时代的百姓还要苦些，什么约法上所许的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都被剥夺了。现在恶势力既去，我们当然恢复自由。我们还希望以前非法制定的什么治安警察法，和什么出版法，都一齐取消了。

　　这些问题，都不过我信口道来，没什么学理根据的说明。像这一类要急(9)待解决的事情，多是多极了。南北和议问题、外交问题、财政问题、内阁问题……都是一长连的结子，拉这个，牵到那个，都有急(10)待解决的必要。这些问题究竟怎样去解决？不但说明上烦难，事实上做去也狠(11)烦难，我不是专家，更不能一一分开来细说。不过临了我可说一句话，若拿着“为德谟克拉西之安全而战”的这句话，来作解决这回纷纠的骨子，我们自然不会错了，自然不会失败，我愿我全国人民都来做(12)一句话的忠勤的仆人。

　　原载1920年8月1日《晨报》

　　(1)“那”应为“哪”。

　　(2)“巅”应为“颠”。

　　(3)“征”应为“召”。

　　(4)“代”应为“任”。

　　(5)“那”应为“哪”。

　　(6)此处漏掉“思”字。

　　(7)“立”应为“力”。

　　(8)此处漏掉“用”。

　　(9)“急”应为“亟”。

　　(10)“急”应为“亟”。

　　(11)“狠”应为“很”。

　　(12)此处漏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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