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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与不求识字的文盲斗争!


  坚决与不求识字的文盲斗争!(1)(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

  在革命前我们工农劳苦群众是没有读书的机会的,一天忙到晚,饭都弄不到吃,哪还能够读书呢?只有那班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方才有钱进学校读书,他们的钱,决不是生下带来的,而是用地租、高利贷、商品利润等方法剥削我们工农群众的劳动力得来的。我们的几个血汗钱,都被这班吸血鬼剥削去了,自然生活穷苦,无法求学,那班吸血鬼就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去进学校,由小学读到大学,甚至出洋留学,学得一些知识来——当然无非是一些压迫工农群众的知识,就造成他们什么毕业生、学士、博士的地位,他们把自己看得至高无比,把我们被剥削无钱读书的工农看的一钱不值,常骂我们是:“粗人”、“乡下佬”、“蠢家伙”,看到我们总是似睬不睬,似理不理的样子。在今天我们想起那班吸血鬼,藐视我们工农的傲慢态度,的确令我们五火生烟的气愤。

  现在好了!用我们团结的力量,把那班吸血鬼打翻下去,推翻了豪绅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个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现在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归我们自己所有,吃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屋,虽不能说是十分美满,但是不至于缺乏什么。在这个时候,努力识字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政治水平,这不但可能,而且是必需〔须〕了。

  一个革命的工农分子,要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认识,文化水平,能够阅读苏维埃一切法令,及一切革命书籍报纸,加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斗争经验,必须读书识字才能做得到。不然的话,只能够用耳朵听,不能用眼睛看,所听到的范围一定不宽广,知识一定有限得很,工作进步一定迟缓,对于革命工作就要受损失,有许多革命工作的人员,工作做得没有什么成绩,主要的自然是他们没有积极努力去做,但文化程度太低,不能完全了解苏维埃法令和文件,所谓文化困难也足以阻碍他们的进步,所以不识字的人对于整个革命工作是有损失的。

  关于识字之重要,过去省苏文化委员会在很多的文件上都详细说明了,例如:不识字的,不能读书和看报,减少求知识的机会,不能记账,一定会弄错了收入与支出,不能看苏维埃的法令与文件,工作一定会发生错误,总而言之,不识字的,是个文字上的瞎子——即文盲,事事都要落人后做尾巴,不识字是一个人最吃亏而又是最可耻的一件事。

  许多工农份子都感觉到不识字的痛苦,他为什么不热烈去加入工农补习夜学〔校〕和识字班去求识字呢?主要的就是为一种畏难的心理所阻止,以为识字是一种莫大困难之事,决不能轻易学到,倒不如不学算事〔了〕。有些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就感觉自己年纪太大了,记性太坏了,读书是读不成功的。他们有句顶要不得的话来拒绝读书识字,就是:“八十岁还学扣〔擤〕鼻脓。”这种以老人自命的落后思想,更是一种不求进步的堕落思想。其实只要决心去学,继续不断地去学,就是年纪大一点,还是可以学到,决不可借口年纪太大就不去求文化的进步,至于青年的男女群众,更应积极去学习,以求文化进步,将来终身受识字的利益不尽。现在有许多青年群众,不愿意去读书,每天吃了夜饭后,□在一块儿闹闹笑笑,把大好时光,消耗下去,真是非常可惜!我们应该坚决与这种不积极去求学的份子作斗争。

  其实识字,并不是一件顶困难的事情,虽并不是一天或几天可以学会识字,但是一天又一天不间断地去继续学习,到了半年一年的时候,成绩就很不小了。譬如:我们每天识五个字,一个月就可以识一百五十个字,半年可识得九百字,一年可识得一千八百字,读书看报,当然都不成问题了。而且识字只是起头困难一点,越下去就越容易,所以认为识字是困难的,固然是错误,而认为识字困难就怕难,不去努力学识字的,那更是无决心和毅力的人,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同志们!想想只要花一年半年的工夫,就可以读书看报,这还不值得我们去努力吗?

  中央政府已经来了命令,规定各级政府,都要建立识字班,凡是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一律均须加入识字班,每人每日要识字五个,省苏文化部在中央政府命令之下,发动识字运动,积极进行工农补习夜学〔校〕,并在各机关、各地方组织识字班,省苏政府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时候,仍提出一笔款子,补助工农补习夜校,津贴教员的生活与夜校的灯油,三百一十校工农补习夜校的用费,共需大洋五六千元,并印出一万册工农读本,用费也在七千元以上,政府拿出这样的巨款,来发展群众的识字运动,政府对群众识字的注意,已经可以完全明白了。我热烈地希望全体工农群众、妇女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一律加入工农补习夜学〔校〕,及识字班,并下决心不间断地实行每日认字五个的口号,不要懒惰,不要怕难,不要有始无终,用拼命竞赛的精神,去进行识字的比赛,不要说我们工农群众愚蠢,我们里面是有许多杰出的天才。“到工农补习夜学去”,“加入识字班”,“每天识字五个,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扫除苏区的文盲”,这是我们目前识字运动的主要口号,大家努力执行喽!

  【注】

  (1)这篇署名方志敏的社论发表在由闽浙赣省苏维埃文化部编印,1933年1月8日出版的《文化导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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