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方志敏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1)（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并转全体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关于我们这次失败的原因、经过，以及我们入狱的愧悔交集，在别的文件上已经说明了，不再赘述。现向同志们贡献的有下列意见：

　　（一）我在狱中细思赣东北苏区的发展与红军的胜利，所以落后于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原因，实不能不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三个整个年中，赣东北苏区的环境是相当地顺利，极有利于大发展。然而这三年中，不但没有发展，且缩小了一部分。红军的胜利，也极不够。其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存在着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对于白区工作，没有予以极大地注意，没有遣派得力干部，没有严厉揭发白区工作的右倾错误与加紧指导和督促。红军则尽在苏区作战，没有大胆到白区去进行较大战争（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是冲破保守主义而在白区进行较大战争，就得了很大的胜利），自然损失了不少伟大胜利的机会。而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多是晚出早归，不能在白区进行多时间的游击战。当时苏区周围的白区，是异常空虚，群众是异常地要求革命，而我们目光只看到苏区以内，极端缺乏向外积极发展的精神，较之一九二八——二九年的进取精神，都有逊色。宏义(2)同志到赣东北后，对于右的富农路线、“左”的立三路线以及其他政治上错误的观点，都给了正确地纠正，但对于保守主义不但未有揭发，而且不自觉地多方掩护自己的与党内一般同志的保守主义的观点，使他在党内成为对外发展的阻碍。在一九三一年末，红十军领导者的右倾，已经十分明显，当时省委给其纠正，也极不够。中央几次批评赣东北党右倾错误的指示信，都没有虚心地接受和讨论，这不能不是党的重大损失（宏义同志压制党内自我批评错误，过去是很明显的）。中央一九三三年七月的指示信到后（十一月才接到），党内才开始了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皖赣皖南新苏的创造与游击战争的开展，明显的是赣东北党执行了中央指示信的结果。一九三四年，正当着敌人五次围剿，苏区周围的封锁线渐次造成，给对外发展不少的困难。回思一九三四年前三年，确实深感着那时错失了许多有利发展的机会。就是这次红十军的失利，固然主要是我们领导上的错误和无能，但是进一步追问，则保守主义且是这次失败的远〔原〕因。因过去对皖南工作的忽视，以致红十军在皖南行动，没有得到当地党的和群众有力地帮助，不能得到一个整天的休息（当然主要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因而折回苏区，受到失败。故我希望同志们谨记取过去血的经验及教训，时时注意加紧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积极向外发展，积极扩大和加强红军，积极扩大进行游击战争，用尽一切力量创造起新苏区。在中国革命形势更加发展的将来，将成为夺取京、沪、杭中心城市的红军根据地，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二）关于红军工作，我觉得过去赣东北的党是注意不够。对于创造铁的红军任务的重要性，还有认识不够的地方。因而党的力量分配，红军方面之比重，是嫌轻了一点，与中央对于红军干部的提选和分配比较起来，可以说我们没有照着中央一样做的。举例来说，红军第五分校，是赣东北创造红军干部唯一的机关，而省委负责同志，简直没有人去担任功课，就是每星期日，也没有人去讲演。这种忽视培养红军干部的错误，也是红军发展落后的一大原因。关于红军政治工作，我们过去做得不够。红七军因过去政治工作也做得不很好，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与战斗员有时有隔膜，并且有时态度不亲爱和缺乏耐性，因此，在皖南行动时，我曾向刘英和乐少华同志建议，要严格检察自己政治工作方法优点和缺点，积极发扬其优点，改正其缺点。特别在白区长期作战过程中，战斗员的疲乏与个别的悲观失望是不可免的，必须有刻苦的耐劳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气及胜利信心（但必须注意对形势严重性的估计不足）。坚决反对没有时间进行工作的观点，要有废餐忘寝的工作精神去做。这次在皖南行动，我们固不能说是不疲劳，然而领导者（是要由我负责）没有及时打击“没有时间进行工作”的观点。我与全军军政人员大家缺乏拼死命的工作精神，去利用行军休息一分一刻钟时间进行政治工作，加紧战斗员的教育和鼓动，甚至有一时期，军中党的工作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错误呵！此外赣东北的谍报工作，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对于红军的胜利，可说是极大的损失！同志们！过去我们若能有很好的谍报工作，我红十军要打多少伟大胜利的仗呵！只要想起敌人第九师百余只运械船之未被全截到（那次运械船，若截到则红军发展将有另一种形势）与去年五五，五六，浙保卫师未予以及时打击，至今尚甚痛心。所以我希望同志们：

　　一，以后要分配最好的力量去作〔做〕红军工作；在国内战争中，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锻炼铁的红军，取得战争胜利！

　　二，对红军干部的培养，党要十分用力！

　　三，所有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紧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战略战术，同时要大胆地到前线领导战争，绝对不能让一个领导者成为一个军事的门外汉。

　　四，各地党部（只要领导红军的）都要设法购置或收缴无线电机，用极大力量打入敌人的机关中侦察消息，建立健全的谍报工作。

　　（三）赣东北群众工作，我认为在全国苏区中不是落后的，而且有许多地方可为模范，可为其他苏区取效的。即此次主力红军西征，江西福建苏区的群众，就不及赣东北群众斗争的坚持；赣东北群众革命的忠诚，对革命领导同志的爱护与在斗争中的刻苦和顽强，都是值得赞美的。这次敌人对我谈话，认为赣东北群众“匪化”（？）太深与受共党的麻醉太大，无法收拾。这并不是赣东北群众有什么特殊性，主要的是由于党的群众工作之深入和刻苦。这种群众工作作风，应予以不断地发扬和发展。我希望同志们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十分艰苦耐劳地教育群众，坚决地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斗争！

　　（四）赣东北肃反工作，固然获得了胜利，但其中严重的错误，却也不少。在一九三二年的肃反斗争中，很明显的我们是犯了“肃反中心论，肃反扩大论的简单化”的错误。同时，是当时我们未免过分赞扬自己的成绩，不愿意也不敢去检查一下自己的错误，一直到去年，在赣东北党的文件上，还没有明白承认过去肃反中的错误。当时若有附带的责备到一些，我坚决地向同志们说，在这几年的肃反运动中，特别在一九三二年，我们确实是错处分了一部分人，错捉了一部分人。赣东北有没有隐藏反革命分子呢？无疑义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有没有反革命的组织呢？无疑义地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庞大。这是因为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和威信与工农群众的觉悟和组织，都要寒反革命派之胆，而阻止和阻碍其发展（如弋阳反革命之组织只发展了三人），没有党、团或苏维埃中下级干部，会轻易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因为我们保卫局工作之不十分健全，真的反革命派，确有些漏网（如闽北）；同时，有一部分革命同志，确有过无辜受祸的。我屡次向同志们说，过去肃反工作有错误，致有同志疑我对肃反不坚决或缺乏阶级警觉性。实际上，我痛恨反革命派极为深刻。同时，我时常和我共同工作的同志们注意肃反，就在今天，我们不能丝毫放松肃反工作，而且要依着形势的发展而更加紧肃反工作，对反革命是要采取最严厉最断然的手段的；我们反对的，只是过分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蔑视党和苏维埃政治力量和威信，对同志之不信任和多怀疑，易下判断以及不去努力收集确证；这些都是要不得的。肃反的错误，会造成群众间的恐慌与干部的消极和不安。同时也在不自觉中损失了工作干部，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无形损失，也是不小的。错放一个反革命分子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

　　（五）赣东北白军士兵运动的成绩是极端不够的。红军胜利不够，固然影响到兵运成绩，但主要的，还是过低估计了白军士兵革命的积极性，与过分估计白军组织中的白色恐怖，结果只能在外面宣传，而很少派得力同志到内部活动。实际上，以我这次的经验来说，白军士兵生活之痛苦，是已到极点。因“刮”民党的财政破产，对士兵的薪饷一再扣减。例如军法处看守所的卫兵，是江西保安队第二团之一连士兵，每天要站八小时的岗，一个月连伙食房子只得两元大洋，每站一小时的岗，只得两个半铜元，南昌生活程度如是之高，这一月两元，到底拿来买鞋还是买香烟？！所以士兵都心怀不满，口出怨言，开小差的，差不多天天都有。在前线作战的军队生活更苦，尤其是在作战外，还要修路造碉堡，这里面只要有人打进去稍作活动，就可以激成兵变和起义。可惜我们竟无人打入，坐令士兵们的不满，只能向着开小差的一条路上走。再则白军士兵亦极易接近。如我虽是一个重囚，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很和蔼可亲地来和我谈，自生活问题谈到革命问题。他们之中很多被红军俘虏过，到过苏区，都众口同辞地说，苏区好，红军好，很容易结成朋友。我向同志们建议：

　　一，要训练一批得力同志到白军内当兵，从内部进行活动最为有力。到白军去当兵的同志，一定要经过充分地训练。

　　二，组织白军驻地能接近白军的群众，使其进行兵运。例如筑有碉堡的地方，只要有可靠群众，其守兵是不难运动的。只有运动守兵使其哗变，才能粉碎敌人碉堡政策，以恢复苏区。

　　三，对于白军俘虏以后，还要十分优待，加紧教育他们，并与他们发生一种友谊的或带封建性组织的关系，使他们出来不致忘掉苏区。这次我们更感觉到优待俘虏工作之极端重要性。

　　四，拖枪来归者须给钱，并加以训练，除留用外，须派出来进行兵运，此项工作做得好，兵运极易收效。总之，要严格与不做兵运工作或以兵运工作做不出什么成绩的观点作斗争。同时，对于俘虏兵须大胆留用，不要怕惧，只要政治工作做得好与待遇适当，俘虏兵决不致有损害于红军。要打破过去对俘虏兵机会主义过低的估计与畏怕心！

　　（六）怕做城市工作与城市工作之无成绩，恐怕是赣东北党最显著的弱点了。有些同志对于城市的白色恐怖过分估计，好像敌人是千耳千眼，不但不能活动，且不可一日居住，这完全是错误的。只要这个同志有相当城市生活的经验，找到适当的职业以为掩护，有相当够用的经费，加上同志的刻苦工作和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城市工作的成绩是可预期获得的。无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学生运动都可以做出成绩来。现在到处人心惶惶，除一部分特别反动的地主资本家和法西斯匪徒外，谁会留恋于万恶的“刮”民党统治，谁不心怀愤恨和激怒，不过因无人领导，表面上是归于沉寂而已。我希望同志们火速训练一批城市工作人员出来。选择一部分斗争较久、有工作能力的干部，给予充分训练，派去城市工作，并经常予以指导和检查，必能获效。严格与忽视城市工作的倾向作斗争！

　　（七）训练干部的工作，是更加重要。过去赣东北所办的党校，成绩较小。主要原因，我认为由于理论与实际之不相联系的教授方法，有很多缺点；而校中负责人，又多是兼职，不能专心于校中的教育工作。教员钟点到了上课，下课就走了。对于校内的思想斗争，理论和实际工作的讨论，少有得力同志去参加指导。我提议：

　　一，在目前环境之下，想安稳办党校是不可能，只能开少数人短期训练班或各种会议进行教育工作。将目前发生各种实际问题拿来与党的理论、党的决议联系起来说明和解释，这样来提高同志的能力。

　　二，多注意日常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应多解释和指导，以增长他们工作能力及斗争经验。

　　三，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教育，积极提高党内同志政治理论的水平线。

　　四，诚恳地盼望同志十分努力训练出一千个新的工农干部，以填补我们这次失利的损失。

　　（八）在敌人造碉堡推进苏区环境之下，又加我们这次失利的环境影响，斗争条件将更加艰苦，不亚于一九二八——二九年时候。但我坚决相信，久经战斗的你们，以及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各地同志，定能胜任这艰苦战斗任务的，并能在百折不挠的战斗中，终于要战胜敌人的！我希望同志们在这革命大转变的关键，大家都要咬紧牙关，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不怕劳苦，发扬布尔塞维克最高的积极性、顽强性、坚持性，务要完全消灭敌人，为被日寇和法西斯“刮”民党屠杀的同志们复仇，为争得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是不能再与你们共同奋斗了，我是如何地惭愧着和难过呵！我上面所说的意见，都是我最近感触到，当然里面免不了有错误。说错了请你们批评，说对了的，请你们执行。我们虽囚狱中，但我们的脑中，仍是不断地思念着同志们的奋斗精神，总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我直到现在，革命热诚仍和从前一样。我正在进行越狱的活动。我想，我若能越狱出来，我将用我最高的努力去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以恢复这次损失！同志们！越狱恐难可能（主要的是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地就死了！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重到同志们的肩头上了！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与刘、王、曹(3)同志等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是再也想不到为党拼命工作的机会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却！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经常记起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的战友们之惨死，提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快赶走吧，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谨向你们及你们领导下的红军和工农群众致热烈的革命敬礼！！

　　是你们诚挚的朋友

　　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写成

　　六月十九日密写

　　【注】

　　(1)这是首批从狱中传出并成功地送到党组织的文稿之一，1936年1月此文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并同他人撰写的相关纪念文章集结，以《民族英雄方志敏》为书名，由《救国时报》报社油印出版。

　　(2)宏义，即曾洪易（1904—1951），江西万安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赣东北苏区，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苏区造成巨大灾难。1934年底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严重局势下悲观动摇，潜逃上海。1935年5月叛变投敌。1951年10月被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以叛徒、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但在行刑批复下达前，于11月9日病死狱中。

　　(3)刘、王、曹，即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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